五月最后一个周二，下午六点，朱锐拄着一根登山杖走进教室，缓缓走到讲桌前坐下。40人的教室刚好坐满，没什么人说话，气氛平和而庄严。上课铃响前，一个短发女生拿着笔记本走到朱老师面前，躬身询问是否可以给她签个名。朱锐很认真地听她把话说完，然后拿起笔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如果不特意说明，你不会知道讲桌前这名满面微笑的教授，已经进入了生命的倒计时。
“死讯”预告
这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门选修课，叫做《艺术与人脑》，主讲人是特聘教授朱锐，除了头发略显稀疏、身形瘦削以外，他看上去和一般老师没什么不同。然而，事实上，他罹患结直肠癌已有两年，平和友善的微笑背后，是每天都需要服用大量药剂才能缓解的疼痛。化疗期间，朱锐常常在上课时接到医生打来的电话，催促他赶紧回医院，而他只是平静地回复对方：“你现在正打扰我上课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朱锐笑着说，他的化疗停止了，不再会耽误给大家上课了。不过，不是因为治好了，而是因为化疗没用，治不好了。偌大的教室里霎时一片寂静，没有人知道该给他什么样的反应。
“这个玩笑可太‘地狱’了。”胡可欣是朱锐的研究生，今年已经顺利转博，即将继续跟着朱锐攻读博士学位。回忆起那节课，胡可欣苦笑着摇头，“说实话我心里有点崩溃，但他又表现得那么轻松，我不知道该怎么应对。”
坦白自己的病情后，朱锐的课堂受到了空前的关注。胡可欣把他带病上课的事发到了社交平台，引来了上万点赞。随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旁听生”每周二准时涌入人大立德楼，教室一度拥挤到无法落脚的地步。
朱锐上课没有讲义，不做课件，一人、一桌、一话筒而已。这门课面向全校本科生开放选课，他尽量将课程内容讲得通俗易懂，只要不是疼痛难耐，一般都会站着授课，只是今年三月以来，他坐着的时间越来越长。5月28日的这节课上，他唯一一次站立，是为了给学生演示照镜子时人的体态。
“最让我难受的，是从入学到现在两年间，看他一步步变成现在这样。”说起导师的变化，胡可欣的语气渐渐沉重了下来。
哲学家恐惧的，只有“恐惧”本身
生病之前，朱锐留着一头自然卷的头发，衣品很好，年近花甲的他看上去就像一个年轻艺术家。
尽管不避讳讨论疾病和死亡，朱锐还是不太愿意展示自己的病容。整个师门，没有人知道他住在哪间病房，也从未见过他的家人，“我给他发一堆消息，他会一条一条地回复我学术上的疑问，却总是跳过问他身体情况的那一条。”胡可欣无奈地说。刚开始化疗的时候，他一直戴着帽子和手套，遮住剃发和输液的痕迹，哪怕到了夏天也不愿摘下。有段时间用药效果还不错，朱锐开心地摘下帽子对学生们说，“你们看，我的头发已经长出来很多了。”有次下课后，胡可欣有问题想找朱锐交流，他停下脚步，脸上是非常自然愉快的微笑，开口却是拒绝的话：“我们下次再说吧，我现在浑身太疼了，需要早点回去。”这样的反应再次让胡可欣感到难受，“你不知道他此时此刻正在承受着什么，但他表现给你的永远都是那样轻松自然的状态。”生病的事，朱锐也瞒着学校方面。人们只知道他生病了，却不知道他病得这么重。胡可欣的帖子发酵之后，学院教师、各路记者纷至沓来，朱锐拒绝了绝大多数的采访和探视，提出要继续上课，哪怕身体撑不住无法赶来学校，也要开视频会议，把课上完。
人大哲学院院长臧峰宇介绍，朱锐希望把时光奉献给学生，更多地传递哲学的思想力量。“朱老师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哲学学者面对生命现实时所具有的勇气，也让我们看到了努力践行教育家精神的情怀。”
一场身体力行的修行
朱锐的门生对他保持着绝对的崇敬和向往，每个人都强调，比学术方面的指导更珍贵的，是朱老师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向他们传达的美好品格。
“他其实是一个有点push（严格）的老师。”胡可欣2022年9月入学，6月就被拉进师门微信群，每周开会讨论问题。
与其说师生，朱锐和学生的关系更像是同行、同事。他爱好爬山，经常边爬边给学生打电话聊论文；偶有师生意见相左的情况，他也鼓励学生据理力争，“我们来看看咱俩谁的观点更好”。
他也会给学生“画饼”，对刚入学的硕士生说“你一定能成为伟大的学者”，评价学生尚不够完善的论文可堪在某顶级期刊上发表。“我知道这不可能，他应该也知道。”朱锐的博士生赵海若说，“但他说那些话时的语气和神态，真的能给我莫大的鼓舞和信念感。”
苏格拉底说“哲学就是练习死亡”。而对于此刻的朱锐而言，哲学不仅是停留在书本上的理论知识，更是一种身体力行的生活方式。在学习哲学之上，更高的境界是实践哲学。
他在那里，就已经是最深刻的一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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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央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