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柳读书|​新闻创新研究：概念、路径、使命

深

柳

堂

编者按

“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语出（唐）刘昚虚《阙题》。深柳掩映下的清净书堂，最是读书人向往的治学之所。由是，我们用“深柳堂”来命名《新闻与传播研究》论文推介栏目,以期让同好慢慢品读，细细体味。

本栏目期待能够成为学者们田野归来坐而论道的一方宝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切之，磋之；也欢迎各位读者向作者提出问题，琢之，磨之;我们会精选问题予以回应，奖之，励之。

新闻创新研究：概念、路径、使命

作者 |王辰瑶

内容提要

在新闻业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的当下，各类新闻行动主体进行的多种多样的新闻创新实践已引起国内外新闻学者的普遍重视，形成了一个颇为活跃但理论化程度尚显不足的研究领域。在此背景下，该文在近年来诸多新闻创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理论化“新闻创新”这一概念，提出进行新闻创新研究的商业、技术、组织、文化、使用者和关系等六种可行路径，并探讨新闻创新研究如何能为理解新闻之变化以及建构新闻之未来带来启发。

关键词

新闻创新 新闻业危机 新闻社会学 高质量新闻

正文

网络时代，新闻业遭遇了巨大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这一趋势与学者们总体观察是一致的，如贝克(Beck,U.)提出的“风险”（risk）、罗蒂(Rorty,R.)提出的“偶然性”（contingency）、爱森斯塔德(Eisenstadt,S.N.)提出的“测不准性”（indeterminancy）以及鲍曼(Bauman,Z.)提出的“流动性”（liquidity）等，在翟利泽(Zelizer,B.)看来，这些概念都在强调当代社会中确定性的流失。

就新闻业而言，这种确定性的流失以及对它的感知，可能比有些社会领域要更强烈一些，因为传播技术对新闻业的影响是直接的。简·梵·迪克(Dijk,J.V.)认为：“新媒体革命性的关键在于三个特征：集成（integration）、互动（interactivity）与数字信号（digital code）。”这三个方面都在强烈地改变新闻实践。文字、图像、音视频等符号转换成数字符码并得以在集成连通的网络空间流动，意味着新闻业过去十分强调的介质特征正在淡化甚至消失。基于介质基础的特定专业技能、规则和理念，比如“做报纸”或“做电视”的区分已经不再重要，而此分类原本是新闻知识划分的基础。当互联网整合了人际传播与媒介传播，促成前所未有的“媒介融合”时，新闻的使用方式也随之质变。在网络化语境下，新闻使用者身处信息过载而非稀缺状态，他们使用新闻的时间与空间变化、他们在新闻信息生产与传播过程中的参与性以及把新闻使用内嵌于日常生活的特征，都是过去未曾想象过的。这些都表明：新闻业无法再按照它在大众媒体时代所习惯的方式继续运行下去。

21世纪以来，新闻业观察者和研究者们开始频繁地启用“创新”（innovation）一词来描述新闻业的诸多新现象：如既有新闻媒体在传播环境变化中的“应对”、新闻机构和新闻从业者对新技术的“采纳”、新闻领域中新行动者的“涌现”，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新闻生产、新闻类型、新闻观念、新闻文化、新闻组织结构等诸多方面的变化。如波奇科夫斯基（Boczkowski,P.J）2004年出版的《数字化新闻》（Digitizing the News），是较早对新闻业在技术挑战下进行数字化转型的经验研究力作，该书以“在线报纸的创新”为副标题，直接描述分析了三个“创新”案例，并发现纸媒建立的创新文化主要是对外部变化的防御性反应，而不是主动参与的行为。大多数与“新闻创新”有关的文献与此相似，直接运用“创新”“媒介创新”（media innovation）或“新闻创新”（journalism innovation）等术语来指称和表述新闻业的变化，总结新闻创新实践的特征，但对“新闻创新”本身并未多做理论停留。诚然，已经有一些研究者开始运用制度主义、场域和生态理论、实践理论、行动者网络等理论视角，解释新闻创新背后的动力机制,还有一些研究者对新闻创新进行类型学分析，或者评价媒体新闻创新的程度，等等。这些研究在不断拓展和深化对当下新闻业发生了什么的理解，但对于将它们从不同方面统摄起来的“新闻创新”自身却缺少从整体上进行理论建构（theory building）的意识。对于在2014年甚至已经拥有了一本专门学术期刊（The Journal of Media Innovation）的研究领域来说，这一问题理应引起重视。如格里奇(CreechB)和纳德勒(Nadler.A.M)就批评道，“在（美国）新闻研究者和记者那里，‘创新’是一个流行但尚未理论化的概念”，他们据此对新闻业界和学界的多份“创新”报告进行了批判性分析。

本文认为，“新闻创新”理论化不足至少产生了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不能清晰界定研究对象。如一些“新闻创新”研究的其实是“创新新闻”（innovation news/innovation journalism）或“创业新闻”（entrepreneurial journalism）,认为社会各领域的“创新”活动，尤其是商业和技术方面的“创新”应当成为当代新闻业的一个重要报道领域。显然，这种将“创新”作为新闻报道类型来研究和=新闻业自身的“创新”完全不是一回事，而即便明确是后者，“新闻创新”所指的是传统新闻业的转型，还是打破传统职业边界的开放创新？越来越多的经验研究已经指向了“开放创新”，进而，如何在开放中清晰界定新闻创新的主体？随着研究的深化，解决这类问题必将会成为推动新闻创新研究自身理论化的动力。

第二，不同的研究路径难以对话沟通。“创新”本就是一个在多个学科被广泛应用的术语，如巴赫雷(Baregheh.A)等学者曾搜集过超过60个对“创新”的定义。如前所述，关注新闻创新的学者也对制度主义、场域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等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视角多有借用，但不同的外来理论视角有助于解决“新闻创新”领域的什么问题？有什么其他视角难以代替的独特价值？亦只有将“新闻创新”视为一个有明确问题意识并持续追求抽象知识的理论研究领域，才有可能回答。

第三，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新闻创新研究尚未能明确宣称自身的使命和价值追求，没有把新闻创新与其他社会实践领域中形形色色的创新行动区分开来。这也是格里奇和纳德勒在批评新闻创新理论化不足时，最在意的一点。

对当下新闻业进行观察和研究，或多或少都会和“新闻创新”有关。一些研究者或已开始系统梳理新闻创新研究的文献和脉络、或开始界定新闻/媒体创新的行动主体，以及在不同研究视角间进行比较。如、韦斯特隆德（Westlund.O）和刘易斯(Lewiss.S.C)将新闻创新中的不同主体和行动总结为AMT模型（agents of media innovation activities）以及洛瑞（Lowrey.W）等人在对“辅助性”行动者的新闻创新研究中将场域与生态理论视角进行比较，等等。但在大量用“创新”来描述当下新闻业之变化的研究中，这类对新闻创新自身有自觉理论化意识的研究仍然相当匮乏。当然，在社会科学中，“理论”究竟指什么，以及如何进行理论化（theorizing）或理论建构（theory-building），本身就是不够清晰也并没有共识的问题。但霍曼斯（Homans.G）对“理论”最简单的说明可能也最少争议，“理论就要提供对现象的解释”。相应的，“理论化”工作的目标就是研究者要自觉审视如何才能够更清晰、有力地解释某类现象，尽管在不同研究领域和传统中，实现方式大相径庭。鉴于新闻创新经验研究大多采用的是质性研究为主或混合研究的方法，本文部分借鉴了谢波德（Shepherd.D.A）和苏达比（Suddaby.R）针对管理理论提出的理论建构方式：首先从对经验现象和文献的冲突中获得“理论化”的动力，也即两位作者所说的“扣动理论化扳机”；其次是界定感兴趣的现象领域，厘清主要行动者，讨论“命名”。这在本文中体现为概念化“新闻创新”的努力；第三，选择理论化的视角。这在本文中体现为对新闻创新研究六种理论路径的阐释，这一部分同样也受到舒德森（Schudson,M）对“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路径多次讨论的启发。除了追溯新闻创新这个术语的形成并试图将其理论化外，本文还期望讨论：新闻创新这一理论概念能给我们带来些什么？它是否能对我们理解当下急剧变化着的新闻景观有所帮助？它是否能对我们建构新闻业之未来的努力有所启发？ 

一、理论化“新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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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一词的拉丁文是innovare,意为“变化”（to change）。但在日常生活中，“创新”更多表达的是面对变化的意思。如今，“创新”已是一个随时可见可用的词汇。这种特征，可能表明我们多少已接受了当代社会内在的“不确定性”。面对变化，不再大惊小怪，而是把已常态化的“创新”拿来作为应对的武器。就一般用法而言，创新不仅意味着人的主动性、创造性，也即所谓打破常规的“创新精神”，而且往往意味着好的结果，也即所谓“创新改变世界”。在这样的日常语境下，“创新”成了一个不假思索的“好词”，却无法成为具有阐释力的理论工具。

“创新”的理论化始于学者对经济发展问题的考察。熊彼特（Schumpeter.J.A）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率先提出了影响深远的现代创新理论（innovation theory）。熊彼特对创新有如下见解：首先，创新始于对原有经济均衡状态的干扰或曰打破。而这种干扰活动发生在生产领域，而非消费领域。他认为：“尽管需要是一切生产的终点，而且任何时候的特定经济形势都必须从这方面去理解。……可是，一般是生产者发动经济的变化，而消费者只是在必要时受到生产者的启发。”其次，创新是对现存生产要素组合进行“创造性破坏”，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新的组合”。这种“新组合”也即创新的形式，可表现为不同的情况，如采用一种新产品、采用一种新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市场、取得一种新的生产原料以及实现新的工业组织等。第三，“新组合”的实现，有赖于“企业家”。熊彼特所称的“企业家”可能更接近于我们今日所说的“创业者”或者“有创新精神”的行动者。因为他认为，“企业家”的概念不能与资本所有者以及只是拥有或管理经济实体的资本家、实业家相混淆，“要实现新组合才能被称为企业家”，哪怕他们只是雇员。第四，创新的困难在于：创新活动没有足够的可做决策的数据和行动规则，尽管人们可以根据经验来预测和估计，但很多事情必定是不确定的，有些只能靠“猜测”。不仅创新的任务困难，行动者本人要克服畏难情绪，打破固定思维同样困难，而且脱离常规的行为可能还会受到社会集团的谴责。

在此不厌其详地引述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第二章中的论述，是因为他所开创的“创新理论”在今天仍然拥有重要影响力，并在很大程度上构架了新闻领域对“创新”的理解和想象。启发意义在于，第一，他强调创新理论考察的重点是“行动”，而非创新的对象和形式。熊彼特对于经济活动中生产要素“新组合”的形式界定很宽泛，从技术发明到组织形态都容纳其中。罗杰斯(Rogers,E.M.)同样对创新的所指做了非常宽泛的说明：“创新就是被个体或其他采纳单位视为新的一种观念、行动或对象。至于它是不是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客观’上是新的，这一点无关紧要。被个体认知为新，就决定了他/她的处理方式。如果一个观念对个体来说是新的，那它就是一种创新。”在罗杰斯看来，重要的是考察行动主体如何认知、选择和采纳一种创新，以及这种采纳如何被更多的主体仿效而扩散。与熊彼特认为创新是经济发展中的驱动力一样，罗杰斯也把创新研究视为理解社会变迁的一条重要路径。沿袭熊彼特指出的方向，制度经济学把“创新”作为“范式”更迭的动力机制。汪丁丁对此作过清晰的阐述：当原有的价值体系出现不确定性，经济主体无法再自如运行下去之时，就必然要引进以前没有的事，并且期待这件事能带来利润，帮助经济主体面对不确定。如果创新能带来利润，就会引发其他主体的效仿，从而建立新的价值体系。这就是一个如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过程。可见，经济发展领域的创新理论重点研究的是行动过程，是“创新何以可能”的问题。这给新闻创新研究的启发在于，新闻创新的关注重点应该放在“行动”上，而不应被其所指的对象局限。尤其是新闻实践中的新技术、新方法、新形式层出不穷，研究者要有意识地避免陷入对创新形式的追逐式描述。

熊彼特创新理论的第二个启发意义在于，他格外强调创新活动中的行动者，尤其是对作为创新者的“企业家”精神的看重。这几乎影响了所有从商业和管理角度进行的创新研究。熊彼特对消费者和生产者在创新活动中的不同地位的表述，很容易让人想到诸如乔布斯如何近乎偏执地推动iPhone手机诞生之类的“商业传奇”。在熊彼特看来，消费者的需求当然重要，但了解、洞察消费者的需求却是生产者的工作。随着互联网技术对普通人的“赋权”，将使用者作为创新者、使用者驱动的创新等说法在近些年来的新闻创新研究中已很常见。但人们也发现，近几十年最为人所知的创新产品如互联网、手机、个人电脑、电子邮件、调频收音机等，仍然是科学好奇心的产物，而不是市场需求的结果。这里绝无意贬低新闻使用者在新闻创新过程中的重要角色（本文在稍后部分提出，“使用者路径”应该成为新闻创新领域一个重要的研究路径），但更强调创新实践者的主动性。因为新闻领域中的创新活动和在其他领域一样，总是行动者主动创造、选择或采纳的行动。这个边界在新闻创新的研究中也应该足够清晰，否则就容易把一切主动或被动的变化都套入新闻创新之名。众所周知，当一个概念无所不包时，它也就失去理论上的阐释力了。

熊彼特的经济创新理论及其后的发展，如哈佛商学院教授克里斯汀森(Christensen.C)在“创造性破坏”基础上提出的“颠覆式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理论对新闻创新研究的影响很大。2012年，克里斯汀森与两位合作者为当年秋季的哈佛尼曼报告撰写的文章《打破新闻：在新闻行业里掌握破坏性创新的艺术》, 可能给很多新闻界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报告用“颠覆式创新”理论分析了当时引人注目的新闻领域的两个“颠覆者”——“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和“嗡嗡喂”(Buzzfeed),如何从低端市场进入，吸引那些非传统的新闻读者，随后在价值网络中提升，进而蚕食既有媒体机构的用户。这份报告的吸引力在于，它解析了新闻行业中那些“侵入者”成功的逻辑。颠覆创新的过程可在不同行业被反复观察，这同时给了传统新闻行业的“攻”“防”双方以理论武器，新兴的网络新闻原生组织和既有新闻机构都有希望掌握这种“破坏性创新的艺术”。尤其对于已经在经济危机的泥沼中挣扎了数年的美国传统新闻媒体来说，这无异于救心丸。正如报告的第二作者写在扉页上的话：“只要我们能勇敢地做出决定，认清自身的不足，我们传统新闻机构就仍有希望。”这一乐观主义的拯救之路体现了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各类新闻创新研究的主流思路。心怀希望，努力寻找出路，这完全无可厚非。但与此同时，研究者可能也会因此在有意无意中将新闻创新矮化为一个“拯救新闻”的实用工具, 而削弱了它本应有的更为广泛的理论光谱。

如格里奇和纳德勒分析了美国多家智库和非盈利研究机构发布的关于新闻业未来的研究报告，结果发现这些报告大都聚焦于在商业企业的逻辑上使用“创新”概念，而“使新闻业的民主目标被边缘化了”。李艳红和陈鹏分析了2013年-2016年国内多位新闻从业者和学者就新闻业现状、危机和应对发表的公开言论，亦发现当代中国新闻业者主要采纳商业主义作为支配性的言论框架，而20世纪90年代新闻改革上升阶段曾涌现过的专业主义话语则悄然离场。从单一的商业逻辑来理解新闻创新，表面上看是拯救新闻业尤其是传统媒体生存危机的最直接的方法，但实际上，即便不能断言它遮蔽了新闻业通过新闻生产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使命，至少有时候也让这一使命隐没不显。

新闻组织所代表的从来就不是一般性企业，它所提供的内容产品也不同于任何普通商品。如果不回到新闻业的公共性和社会功能上， 就无法理解新闻创新的独特意义。经济创新理论可以给新闻创新研究重要的启发，但无法取代新闻创新自身的目标——有别于经济创新所欲求的企业“超利润”和发展动力，新闻创新的最终目标应该是追求新闻业自身的“高质量”。近年来英语文献中出现大量关于欧美报业危机的研究，究其实质是关注传统上报业所代表的高质量新闻的命运，警惕因高质量新闻缺失带来的社会危害。而新闻创新的核心诉求则应该是对这种可能性做出充分的回应、阐释，并提出创造性的行动方案。这里的“高质量新闻”可阐述为如下要素：（1）提供高品质的新闻。新闻创新应关注新闻业如何创造性地使用自己的文化符号系统，对人们身处其间的生活世界进行真实、共时、全面且有效的叙述。（2）促进良好的公共生活。正如潘忠党和陆晔对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公共生活”的回答：“我们需要的是遵循基本的民主价值（如自由、开放、平等、包容、公正、相互尊重、诚实守信等）以及基本的理性原则（如尊重事实、遵循逻辑、采用“可理解性”的交往原则等）而展开的公共生活。”新闻创新应关注如何通过引入新的新闻行动主体、与新闻使用者合作、调适新闻业与其他社会力量的关系以促成新闻业在网络时代（更好地）履行其对社会的承诺。（3）重建新闻文化身份。在持续变化的新闻领域之中，新闻创新还应关注既有新闻行动者、新出现的行动者、偶然进行新闻性行动的普通人和组织等主体，以及他们如何能在新的新闻文化框架下被重新阐释，并重新形成社会对新闻群体的文化共识。（4）获得可持续性发展的条件。新闻创新的确需要对新闻业所面临的现实生存危机做出回应，这对于一些媒体来说甚至已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但新闻创新研究的意义并不在于给某一家或某一类媒体“出谋划策”，使其获得或重新获得利润。对于新闻创新研究者来说，关注点应是新闻业如何能够可持续地为全社会提供高品质的新闻。可持续发展条件关注的不仅是商业问题，也包括如何在制度和文化方面维系并使一个良好新闻业健康发展的问题。

由此，作为一个理论概念的新闻创新可被定义为：多元新闻实践主体创造、采纳或扩散新闻工作新观念、新方式的行动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新闻实践主体使自身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同时实现和维系新闻业的社会使命。新闻创新研究致力探索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新闻行动者如何随着外部条件的改变以及在彼此的相互作用下，形成和发展出新的相对稳定的新闻观念和实践方式，使新闻工作能在新的条件下有效运行。

二、新闻创新研究的六种路径

上滑

近年来大量涌现的新闻创新研究，尤其是一批对新闻实践主体创新行动的经验研究，已然构筑了新闻创新研究领域内在的丰富性和开放性,不过在这些研究中仍有一根隐含的“主线”，与舒德森所说的对如何“做新闻”（making news）的研究旨趣密切相关。舒德森认为社会科学家们应该改变他们以往对“机构-驱动”新闻（institution-driven）的过分关注，而将注意力放在“事件-驱动”新闻（event-driven news）上。理解新闻生产的机构和实践如何与“事件”相互作用，应该成为新闻社会学的首要挑战。这意味着，新闻生产社会学并不是组织研究、制度研究、经济研究等对新闻领域的偶尔光顾，而是拥有自己的独特问题意识，并可从多种路径探索的独立的研究领域。从研究旨趣上说，新兴的新闻创新研究与经典的新闻生产社会学有明显的传承关系，如果说大众传播时代“新闻生产社会学”关注的是如何“做新闻”，那么数字时代的“新闻创新研究”关注的就是如何“重做新闻”（remaking news）。而舒德森1989年首次提出，后又反复修订的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路径，对当下的新闻创新研究来说仍然有启发意义。从2005年起，舒德森修正了他原先提出的新闻生产社会学的三个研究路径，改为四种：经济、政治、组织和文化。并认为每一种视角都可能在某些关于新闻的问题上比其他视角要更有见地，而对于任何试图全面理解新闻社会学的人来说，这些视角都是不可或缺的。当然，舒德森所提的新闻社会学研究的四种路径，在数字时代的新闻创新研究中，其内涵因时代和环境的变化需要补充或改写进新的内容。本文在继承并重新阐发舒德森所提的经典路径的基础上，结合近些年新闻创新研究的关注焦点和理论视角，提出或许可以从以下六种不同但有内在关联的研究路径来进入新闻创新研究。

（一）商业路径。正如前文所说，这恐是当下最常见和最直接的对新闻业所遭遇变化的反应模式，它特别看重的是新闻组织和由新闻消费者所构成的新闻市场的关系。既然新闻业的危机最明显的表现是生存困境——销量下滑、广告锐减，以及种种关联后果，那么新闻创新显然应把新闻业（尤其是传统媒体）从眼下的泥沼中拉出来。大量新闻创新研究，尤其是早期成果，大都沿袭着经济创新理论的思路，聚焦于如何在新闻机构内实现“破坏性创造”。尽管熊彼特认为经济组织的发展有两种方式——渐进的或突变的（incremental or discontinuous change），但大多数从商业路径进行的新闻创新研究都倾心于后者。渐进性变化是一种稳步推进的调试模式，更加激进的突变则通常发生于环境大变动的时期。新闻业所面临的状况恰是后者——“新闻业危机”话语集中出现于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中，以美国新闻媒体为代表的传统新闻机构广告收入出现了“自由落体式坠落”的情形。因此研究者对新闻媒体开出的“药方”首先与“创业精神”有关，如“记者必须成为创业者，他们需要感知并服务于市场”等，甚至将“创业”与“新闻业”合成一个新名称“创业新闻”（Entrepreneurialism），认为通过强调新闻的商业方面和技术创新，就可以许给新闻业一个可持续的未来。但有研究者对此尖锐批评道，“创业新闻”其实不是关于新闻业的，而是关于销售业的。新闻组织的商业问题的确非常重要，因为它关乎新闻组织能否以及将以何种模式可持续地发展下去。但单一强调市场因素，不仅会自我窄化新闻创新研究，而且可能遮蔽新闻作为一种独特而重要的实践的社会使命。这是从商业路径进行新闻创新研究特别值得警惕的地方。

（二）技术路径。技术往往被视为是造成新闻业环境变化的最大的外部因素，但它也是一个相对中立的因素，似乎很容易被嫁接在不同的研究中，形成从极度乐观到极度悲观的超长光谱。美国《新闻学研究》上引用量最高的论文，就是从技术角度切入新闻创新的。作者帕夫利克（Pavlik,J.V.)讨论了新技术对新闻业影响的不同方面。他在2001年出版的专著《新闻业与新媒体》(Journalism and New Media )里进一步讨论了“未来如何”的问题。帕夫利克给出三个关键词：电信法、智能体、新闻实践和教育。而这三个关键词分别对应的是作者开放管制、技术采纳和强调人（帕夫利克认为未来新闻的引领者应是业界和学界的联手）的主体性的思想。帕夫利克影响广泛的成果体现了从技术路径进行新闻创新的典型思路，即传播技术造成了新闻环境变化的必然性，但如何理解新技术的实质和影响，以及如何适应、采纳和改进新技术则取决于“真实世界”里的那些既有力量的反应。虽然从理论上讲，不同的反应可能会带来不同的结果，但这一路径下的早期研究似乎更倾向于乐观。人们所要做的更多是理解变化的本质和创造性适应技术变化，主要应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行动者中唤起足够的“创新力”，因此这一类的技术路径往往与商业路径交叉融合，成为“技术的商业运用”问题。但正如一些批评者此后意识到的，这一路径下的早期研究忽视了“后工业时代新闻媒体所面临的‘意料之外’的危机”，譬如“压倒性的乐观主义想象忽视了信息的本质，即包括新闻在内的信息本质上是一种公共品”。换句话说，公共品内在的问题诸如公众、政策、大型互联网企业、新闻生产与文化等问题同时涌现而造成的复杂性，使早期乐观主义技术路径的研究很难应对。一些研究开始反思技术后果，有些甚至从技术“乌托邦”走向技术“异托邦”“恶托邦”的相反立场。在从启蒙运动开始的技术与现代性关系的讨论中，这种对待技术的分歧并不令人陌生，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一种技术乐观主义VS技术悲观主义的“认识论循环”。不过对于在新闻创新研究中引入技术路径而言，正要注意避免陷入认识论上的“死循环”。技术路径下的研究要把重心落回技术对规则的重塑上。例如，5G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否如研究者所宣称的是一项深刻改变世界游戏规则的“革命性技术”？它是否以及如何能够（或者无法）激发社会系统中不同行动者的反应从而给新闻传播这样的具体社会领域带来本质变化？同样的问题，我们还可以指向“算法”“机器人”“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区块链”等，这些都是近年的新闻创新研究频繁关注的问题。总的来说，技术路径的新闻创新研究把技术因素置于研究的中心和前台，探讨其在新闻生产、使用、传播等过程中产生的影响。技术路径的内在张力或许可以用海德格尔的技术“座驾”隐喻以及维纳的“人有人的用处”来表达。处理好技术“座驾”与“人有人的用处”之间的内在平衡，技术路径很有可能给新闻创新研究带来跨学科的问题意识和方法。

（三）组织路径。组织路径曾给新闻社会学提供了中观而富有成效的研究通途——进入新闻编辑部。学者们正式关注新闻组织如何生产新闻的问题，是从20世纪50年代社会学家怀特（White,D.M.)、吉尔伯（Gieber,W.)等人将“把关人”术语运用于对新闻编辑部的观察开始的。但此时的研究虽然走进了新闻编辑部，却仍聚焦于新闻工作者个体，而且把新闻（news）看成一个既成品，似乎新闻编辑只需在“门口”选择或不选择它们。20世纪50年代的“把关人”模式研究后来被兴盛于1970、1980年代的“新闻编辑室”研究所取代。这批被奉为经典的研究大多以“媒体组织”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质性方法，并把“新闻常规”（news routine）作为研究重点。如舒德森所说，这一路径的中心问题是试图理解新闻记者的工作如何被组织和职业常规所。这个路径的独特意义，似乎还可以用布尔迪厄在阐释“场域”概念时所用的“大世界”与“小世界”的关系来理解。在谈到政治场、社会科学场和新闻场时，布尔迪厄说场域是一个受较大世界的运作规律控制的小世界，但小世界仍然有相对的自主性，遵循着自身的法则。也就是说，如果离开由新闻生产者、场所、行为规范和各种制度所构建起来的新闻实践小世界，就无法真正解释“什么是新闻”“新闻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以及“新闻为什么会呈现出特定的知识形态”等问题。不过黄金时代的新闻组织路径的研究，针对的也是处于黄金时代的新闻组织，或者用哈林的话说，是仍然享有“高度现代性”余晖的新闻机构。研究者所做的主要是揭示“新闻常规”是什么，它们是如何有效运行的，以及可能会产生什么影响。而新闻创新时代与此最明显的一点不同是：（传统的）“新闻常规”失效了。吸引研究者关注的乃是新闻实践方式的变化——大体可归纳为：新闻采集方式的改变、新闻编辑制作和发布流程的改变、新闻周期和内容生产时间的压缩以及新闻文本的多媒体融合等。尽管这些变化与技术因素密切相关，但与技术路径不同的是，组织路径并不把技术放置在研究视阈的中心，而是把那些建构新闻生产常规的要素放置在中心，如生产和发布新闻所需要的时间等。除了聚焦于新闻常规的变化之外，新闻创新中的组织路径研究与黄金时代的新闻组织研究的不同还在于，它关注组织自身的不稳定性。经典新闻组织研究中的组织边界是清晰的，新闻组织内部的等级关系也是相对稳定的。但在新闻创新领域，组织内和组织外这两个层面都表现出了“不确定”的特征：新兴媒体组织的出现，改变了原有新闻业版图；程序员、设计师、产品经理、网络运营等人员进入编辑部，他们与原有新闻从业者的协作和冲突，也内在地改变了新闻编辑部的组织关系。例如研究者发现，美国最大的私人基金会创办的卡内基新闻创新项目的申请者中，64%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新闻机构或新闻专业人士，而是来自与传统媒体行业组织不同领域的行动者。

（四）文化路径。普遍意义上说，文化可以被视为一种指导行动者实践的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但什么是新闻，什么是高质量新闻，新闻从业者应该以及不能做什么，这些实际判断往往依赖行动者依据新闻文化而做出的“临场发挥”，或者如翟利泽所说，新闻行为的标准是不成文的。新闻记者主要不是依赖或援引法典律条来建构新闻权威，而是作为“阐释群体”，通过文化、叙事、话语资源向公众表明“他们是现实生活事件的可信的权威讲述人”。翟利泽的研究代表了新闻研究中一个重要“转向”，即从新闻从业者内部的话语和文化表征的维度理解新闻。这一路径在新闻创新研究中不仅仍然大有用武之地，而且由于网络时代个人表达的方便、易得，对“新闻职业话语”的研究事实上正在成为一种有助于理解新闻业在新媒体环境下现实发展的理论路径。因为新闻职业本身的激烈变化，作为话语工作者的新闻记者的讲述也异常丰富。新闻从业者如何定义新闻业“危机”？如何表述诸如个人“离职”“创业”和组织“停刊”“破产”这样的事件？如何籍由对公共事件或行业事件的阐述而形成面向公众的新闻文化符码？如何面对外部“颠覆者”和“挑战者”？等等问题在文化/话语路径下得到相对细致地呈现。如研究者通过对记者“创业”的叙事文本进行分析后发现，离职创业的记者认为新闻机构的“内部创业”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能通过“出走”来外部突破；而在新闻业内坚守的媒体人则仍然认为只有在机构层面上取得进展才能带来真正的出路，个体化的初创新媒体只能是补充。在揭示和分析新闻业内部的深层问题和矛盾方面，类似的职业话语研究路径相当有效。但在新闻创新的背景下，不能忘记新闻业自身的“业态”正在消融，甚至现下还很难判断未来新闻业将会以何种面目出现。因此仅用“内部的”话语，也就是对新闻生产者的访谈和他们直接了当的“阐释”，并不足已理解数字时代的新闻。文化路径下的新闻创新研究，可能需要“内外兼修”的理论分析工具。如卡尔森（Carlson，M.)提出的“元新闻话语”（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或许可以成为一个这样的工具。这一理论将新闻业内外的行动者以及公众对新闻文本、新闻生产和接受的公开表达都视为“新闻话语场”，讨论行动者如何在这样的话语节点中公开地参与对“什么是新闻”的重新定义和对新闻业边界的重新建构。

（五）使用者路径。尽管新闻业被普遍认为怀有“服务公众”的使命，但事实是，“受众”“公民”或本文所称的“使用者”角色在新闻学研究中或者常常缺位，或者很容易被仅仅当成是一群被动的消费者，不过是媒体商业策略的施予对象。新闻学研究和新闻从业者“对新闻受众所知惊人得少”，这一奇怪的现象曾引起过不少学者的批评。一些新闻研究者据此提出，我们需要改变认知新闻使用者的方式，应去理解新闻实际上是如何被使用的，而不是记者或研究者期待新闻是如何使用的。为何新闻研究者和从业者不够重视使用者，至少是忽视使用者的主体性？原因可能很简单，即在大众媒体时代，新闻业“无需”这么做。收视率和发行量所体现的受众不仅是高度“抽象”的，而且它们传导回内容生产部门的压力由所有记者编辑作为一个整体来承担，因此这种压力往往也是“象征性”的。但新闻创新时代则因为新闻传播条件的根本性变化，而带有强迫性地让使用者在新闻实践和研究中的地位提高了。这种强迫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闻消费情况成为即时可见的数字，驱动媒体和记者改变新闻生产方式。研究者认为获取受众数据分析“已经被吸纳进新闻机构的日常运作中，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新闻创新现象”。与其他技术一样，采纳受众数据分析的问题不在于这个技术工具本身，而在于行动者如何使用并由此改造新闻环境。因此，对新闻使用数字的高度关注，是会进一步加深媒体的商业化倾向，弱化新闻从业者在新闻判断上的职业自主性，还是促成新闻生产者与使用者之间的真实连接，形成良好的新闻反馈机制，这仍然是一个悬置在实践之中，包含着多种可能性的问题。第二种力量是网络时代对普通人的话语赋权。例如，普通人的“偶然性新闻实践”，或者艾伦称之为的“第一人报道”越来越多地被媒体采纳，构成新闻故事的第一脚本；主动与使用者进行协作式内容生产、开放编辑部、在新闻操作中引入“透明性”观念等策略的实行，都意味着随着普通人的话语权增加，新闻业正在由过去偏向于“独白”的传播姿态转变成更具有“对话”意味的新闻实践。可以看出，这两种在凸显“使用者”地位的力量之间都是有张力的。前者把使用者作为一个抽象的数字集合体，后者把使用者作为新闻生态系统中的具体的行动者，但两者都有助于把新闻使用和使用者角色的问题“显著化”，从而在新闻创新研究中出现独立的“使用者路径”。如刘鹏提出的“用户新闻学”概念，就不再是过去新闻业务或传播效果范畴下的“用户研究”的翻版，而更多具有对以传统“业态”为中心的新闻学研究的颠覆意味。皮科内（Picone）则称之为“激进使用者路径”，认为这种路径要求我们在新闻研究中，不能仅仅认识到受众的重要性，而是要超越这一层次，从概念、方法和规范伦理的层面，重新思考新闻使用者。

（六）关系路径。互联网内在的“互动性”“连接性”和“非中心化”的特质，客观上也让新闻学研究无法再以相对静态和单一的方式处理新闻领域的变化。近些年来，三种不同但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在新闻学研究中被较密集地引用，用于指导对新闻实践领域变化情况的阐释。其一是阿伯特（Abbott,A.)的管辖权（Jurisdiction）理论。在《职业系统》一书中，阿伯特开创性地从职业与职业相互争夺管辖权的历史，而不是从一个职业自身发展的“职业化”历程来研究职业社会学。他指出，一门研究职业的历史社会学要取得成效，就必须从有关管辖权和管辖权争夺的个案入手，在更大的背景下来考虑这些争端，把职业系统当作整体来看待。在新闻业出现“危机”的背景下，争夺管辖权以及边界工作（boundary work）等职业理论在新闻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一个总体的判断是，研究者承认新闻业的“身份复杂”，新闻工作和职业管辖权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但消解本身不意味着新生，如一项对我国在线新闻“作坊”的研究发现，尽管这些创新行动者利用新媒体技术的便捷性发展出了一些实践策略，“但在当前我们新闻职业系统的制度安排下，不要说无力竞争职业管辖权，就连进入职业系统都很困难”。新闻“作坊”这样一个因被访谈对象没有新闻采编合法身份的顾虑而被研究者使用的非正式命名，说明职业系统中的位置变化并不仅仅来自于职业间的竞争。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在一个需要打通市场、国家“大世界”与新闻领域“小世界”之关联的中观层面，仍然特别受新闻研究者重视的原因。场域中的行动者虽强烈地受制于政治-经济力量，但仍旧由本场域的内在逻辑支配，“遵循着自身的法则，自身的律则——总之，遵循着自主”。场域中的行动者逐渐被社会化，直到发展出不假思索的行动方式，布尔迪厄称之为“惯习”（habitus）。“惯习”倾向于维持现状，但是，场域的惯习也可以与外部更大的颠覆性力量协同作用，从而导致本场域内的变化和创新。第三种在新闻创新领域被引用较多的社会科学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图尔(B Latour)、卡龙（M.Callon）、劳（J.Law）等人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以下简称ANT）。作为一种重新看待“社会”的认知方法，ANT是一种强调行动和联结，而非强调结构和功能的理论。拉图尔认为他所指的“网络”与其说是network,不如说是work net,是在实践中结成的关联（association）。新闻研究者在将这一理论引入对新闻实践变化的分析时，首先看重的是ANT能带来的一种用独特的语言重新命名新的新闻行动和行动者的能力。比如ANT激进地认为行动者（actor）不仅包括人，也包括物，不仅包括人与人的关系，也包括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这对于受技术影响显著的新闻创新研究来说不无便利。普莱斯那（Plesner,U.)强调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它一般被认为是一种聚焦技术在新闻编辑部作用的特别适合的理论。我希望强调这种路径的开放性，它不仅给予人优先性而且给予技术优先性。”韦斯特隆德和刘易斯也是受这一路径启发，提出了一个分析媒体创新的整体理论模型——AMT。简单说，该理论把媒体创新实践的主体视为一个4A矩阵，探讨作为人类行动者的Actors、作为物和技术的Actants，以及使用者Audience如何在网络中相互作用，进行媒体创新行动（Activities）。前三个A，也即Actors、Actants和Audience的不同组合方式，将会对创新行动Activities产生不同的影响。除了这里主要讨论的管辖权理论、场域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外，边界工作理论、实践理论、社群理论、生态理论、网络化理论等亦被用于对新闻创新实践的观察和分析。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在分析中强调“关系”而非实体。正如布尔迪厄所说“思考场域就是思考关系”。在这种关系路径下，新闻创新研究可以抵制对技术、组织、经济、制度等因素的结构功能决定论调，充分考虑行动者关系的结合与变化以及这种关系需要在不断的行动中生成的本质。鉴于新闻创新研究所展开的前提即是当下新闻实践所面临的巨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本文认为，与前五种路径相比，“关系路径”在新闻创新研究中应是一个更深层次的指导性路径。

三、讨论：“新闻创新”能做什么？

上滑

诚如舒德森所说，不同的研究路径有助于人们从总体上理解一个研究领域，而每一种研究路径在某些特定的问题上比其他路径更有见地，因而它们也不能被相互取代。本文认为新闻创新研究的六种路径亦可如是理解，尽管这种分类本身也同样可能需要反复修订。在讨论了新闻创新的概念、新闻创新的研究旨趣和使命，以及如何从不同研究路径回应（或部分回应新闻创新的研究问题）后，本文还是要回到开始的问题：即新闻创新这个理论概念究竟能带来什么？这番理论化的努力，也许至少应能将“新闻创新”从“媒体创业成功学”的泥潭中拔出来吧。启用“新闻创新”这个概念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能把对新闻业变化和发展的零散观察统合在一起，而且它可以开放地吸收各种路径下的研究成果，同时又聚焦于行动和结果。从这个意义来说，新闻创新应该是一个“接地气”的同时也是基础性的中层理论。它立足当下，既强调对创新行动的观念化，又注重不断对创新行动的后果进行反思，在实践、对话和互动中展现并探讨新的新闻观念体系的生成。

沿此思路，本文对新闻创新研究领域最有可能出现的“成果”提出如下初步构想，或许可能成为学界进一步讨论的基础。

第一，新闻创新研究可为新闻业之“变局”提供一种总体性理解。新闻创新不仅是一个从多角度描述当下新闻业“发生了什么”“正在发生什么”的理解新闻业诸多新现象的“统摄性名词”，更重要的是，它应试图解释变化背后的动力机制。尽管如前所述，新闻创新与经济创新的关切点不同，但它同样关注从新事物新观念的出现到践行和扩散的行动过程，正是通过对创新这一关键过程的把握，我们得以理解新闻业演进的轨迹。诚然，新闻创新研究在近年成为显学，自然是受眼下重大变化的激发，但新闻创新研究却不局限于此时此刻。我们同样可以对历史上曾有过的大大小小的新闻创新时刻加以解读，如“便士报”的兴起、摄影如何改变人们对“世界”的感观、电报技术与新闻实践的相互影响、广播电视的普及等。如果把这一连串变革放置在一起，可能会产生新闻业的发展即是一个无休止创新（perpetual innovation）的结论。的确如此，如果对这些具体的创新行动再进一步比较分析，甚至可能出现新闻演化或者新闻发展动力学。所以，聚焦于变化的新闻创新研究所提供的对新闻业的总体性理解，不仅是共时的，也完全可以是历时的。

第二，新闻创新研究可以为新闻行动主体提供创造性的策略。如前所述，新闻创新不仅聚焦于变化，而且指向行动。新闻创新所关注的新观念、新工具、新方法和新文本类型，归根结底都是在行动中生成和采用的。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如果说对新闻业结构功能的宏观研究类似于“气候研究”，那么对新闻创新行动的研究就类似于“气象研究”。正因为新闻创新更强调行动者的主体性，强调行动者网络的液化和多样化特征，可以说新闻创新领域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偶然性的领域，也正是在这样的领域中带有“颠覆”意味的创造性行动才更有可能出现。业界与学界联手推动新闻创新的情况已越来越普遍。除了新闻创新研究必然以面向业界一线的经验性研究为主体，研究者也可能成为新闻创新网络中的重要行动者。如2005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学院召开的系列“诺格斯会议”（Norgs conference）就是费城地区新闻组织组建协作式网络的早期关键事件，被作为一个重要的新闻创新研究对象大书特书。近年来，新兴新闻提供者、传统媒体、平台媒体和高校新闻院校的合作形式更是越发多样，新闻创新研究自身亦成为一个吸引观察家、研究者和创业者们互相启发，共同提炼新观念，创造新产品或工具的行动者网络。

第三，新闻创新研究还应对新闻创新行动提供科学的评估。新闻创新表现为一系列行动的过程，伴随着行动主体创造、模仿、放弃、调适、更新等选择，这个过程最终会导向稳定、均衡，显现出一种凝结的状态。这个凝结的过程，或者说是重新制度化、重新自然化的过程，不仅要实现新闻行动者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还要使新闻在更大的社会领域中重新获得认可、权威性与合法性。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新闻创新研究需要对形形色色的创新实践展开评估，而不是仅仅追逐与描述新变化。因为创新在日常语境中是一个“好词”，所以人们乐见创新的成功，而很少关注创新的失败。但从实际的研究价值上讲，研究新闻创新实验的失败至少和研究其成功同等重要，因为失败能将新闻创新行动展开所需要的环境因素更明显地表达出来。此外，这种评估可以针对一次具体的新闻创新行动，可以针对个人和组织这样的行动者，也可以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展开。如已有研究者在国家范围内对新闻业创新情况进行整体测评，并开发出了一套媒体创新指数工具。未来完全可能进行全球范围内的新闻创新趋势和国家间的比较研究。

总之，新闻创新研究依据对已经和正在开展的创新行动进行观察分析的经验数据，在多路径、开放的阐释框架下，围绕新闻业自身的目标和社会对新闻业的期冀，提供对新闻实践方式重大变革的整体性解释，并探讨可能的行动方案。

从这个意义上说，理想状态下的新闻创新研究，应能对新闻业的客观变化进行科学解释，并能为新闻领域各类行动者面向未来的行动决策提供科学参考。换句话说，新闻创新研究不能只是等待新闻业的未来，而是需要积极参与对未来的塑造。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年第3期

囿于篇幅，公号舍去注释，完整版本请见刊物。

编辑|王心路 王文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