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尚恩·罗尔斯顿 ：杜威在华经验考述(1919—1921):中国是如何改变杜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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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在华经验考述(1919—1921):中国是如何改变杜威的？
[美]尚恩·罗尔斯顿(Shane Ralston)
伍尔夫大学哲学系, 英国剑桥 OX12JD
摘要
在1920年代初期，将杜威称作国际主义者是确定无疑的事实。毕竟，那时他业已到访过日本、俄罗斯、墨西哥、土耳其和中国。在所有这些地方当中，他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最长——两年两个月——并且书写最多的也是他在中国的经历。令人遗憾的是，太多的文献都在讨论杜威如何影响中国。本文将聚焦于"中国是如何影响杜威的"这一问题。特别需要指明的是，本文解释了杜威构思经验（提供了一个他称之为"经验形而上学"的名目）的过程，以便弄清杜威是如何体会他自己的访华经验的。
关键词：实用主义；中国；杜威；经验；文化；美中关系；中国哲学
作者简介：[美]尚恩·J.罗尔斯顿（Shane J. Ralston），世界首家区块链大学伍尔夫大学的学术顾问兼哲学导师，学术专长为实用主义哲学，特别是着重于研究杜威的政治哲学和教育哲学。
原文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年第二期
刚到中国的人在观察和评判各种事情时，通常会犯过于看重当前发生事件的错误。
——杜威《联邦制在中国》(Dewey, 1996, p.149)
杜威学会了以中国的方式来理解和尊重中国。
——王清思《学习者杜威在中国》(Wang, 2005, p.64)
一、杜威作为国际主义者
美国哲学家杜威最为人称道的或许是他对教育哲学的诸多贡献，尽管他在逻辑学、形而上学、认识论和价值论方面的著述在很大程度上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在1952年去世前后，他被赞誉为“美国的哲学家”(America’s philosopher)和“20世纪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 for the twentieth century)。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将杜威称作国际主义者(internationalist)是确定无疑的事实。毕竟，那一时期他到访了日本、俄罗斯、墨西哥、土耳其和中国。在所有这些地方当中，他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最长(达两年两个月，1919年5月到1921年7月)，并且他书写最多的也是在中国的经历。令人遗憾的是，太多的文献都在讨论杜威如何影响中国。
在这篇简短的论文中，我想着重讨论中国是如何改变杜威的。在正式切题之前，有必要阐释杜威是如何构思经验的(描绘一幅他所谓的“经验形而上学”图画)，以便领会他是如何构思自己的中国经验的。
二、杜威论经验
对于杜威而言，经验可以比作拍打着沙滩的层层海浪。许多经验是通过文化、教养、隐喻和旅行来被动地和非认知地被我们“拥有”或“感受”的。这一原初经验为更富有认知性的间接经验的产物所引导。依前项比喻，原初经验的沙滩上散落着贝壳、鹅卵石或者说间接经验的产物。
间接经验包含通过理智探究、实验和反思而来的“认识”或“学习”——活跃的海浪将从数学公式到逻辑形式再到心理学原理等一切事物都沉淀在原初经验的海滩上，这些原初经验将在后续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使用。间接经验充满了认知要素，但其目的在于丰富原初经验，而不是成为朝奉自己的神庙。事实上，杜威与伯特兰·罗素的论争表明了两位截然不同的哲学家是如何构思经验的。罗素将它视为一种可以以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来了解和分析的东西；杜威则认为它是一个首先应当被整体理解的过程。那么，杜威对于中国的经验是什么呢？
三、杜威论中日关系
约翰·杜威于1919年5月1日(亦即“五四运动”爆发的三天前)来到中国。“五四”当天，北京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示威活动，抗议《凡尔赛条约》将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以及中国北洋军阀政府软弱的外交反应。
撇开他对这场运动的复杂看法，杜威对中国的印象远比对日本深刻得多。在他访华的第11天(即1919年5月12日)，杜威与孙中山会晤并共进晚餐。在晚餐中，杜威表达了对日本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关切，也表达了对中国未来的希望。当杜威在与子女的通信中回忆起这次会谈时，他对这位中国革命家的反应感到惊讶：“中国人的弱点(据孙中山说)归因于他们接受了一位旧时先哲的观点：‘知易行难。’因此，他们不喜欢采取行动，也不认为人们有可能获得一个完美的理论见解，而日本人的长处则是即使身处无知的情况下也会采取行动，并能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并继续改正前行；中国人因害怕在行动中犯错误而陷于麻木。”
与孙中山的这次交往很可能激发了杜威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民众心理的好奇心。1919年6月，杜威在一封通信中向子女坦陈，“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从未像在中国那儿学到这么多东西”。
四、杜威论中美关系
在来华访问之前，杜威认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家长专断式的。然而，至少就一个方面而言，美国对中国的家长式作风是偶然的，原因在于它为杜威与中国学生建立关系开辟了道路。《辛丑条约》签订之后，美国向中国返还了部分赔偿金，其中一个条件是将这笔钱作为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奖学金。杜威在中国的首席阐释者胡适即是这项奖学金的获得者，他最初于1910年来到哥伦比亚大学跟随杜威学习。胡适后来安排了杜威在中国的驻留访问。
随着时间的推移，杜威最终拒斥了美国对中国的家长式作风，而赞成“不插手”或“不干预”的做法。“中国不会从其自身之外获得拯救”，他写道，因为中国“习惯于从容不迫地对待自身的问题：中国既不理解也不可能从西方世界急不可耐的方法中获取任何好处，因为这些方法对中国的智慧民众而言是非常陌生的”(Dewey, 1996, p.171)。杜威鼓励美国领导人将中国视为“文化同伴”而非幼稚儿(Dewey, 1996, p.175)。因此，杜威努力克服他自身的欧洲中心主义思维，尝试着在他两年期的驻留中获得更多的对中国文化敏感性的欣赏。
五、杜威论中国文化
同时，杜威看到, 中国文化与根深蒂固的习俗和历史悠久的对传统的尊重紧密相连。他提到，“惟有依据在自身历史演进中生发出来的制度和观念，中国才能得到理解”(Dewey, 1996, p.216)。对杜威来说，制度不仅仅是分立的机构、或是它们所占据的建筑甚至是构成它们的人。相反，制度更像是不定形的文化和习惯形成的结构，这种结构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尽管它在中国这样更为传统的社会中变化缓慢。
跟孙中山一样，杜威觉察到了中国人民的保守主义和消极态度，并对其原因进行了推测。他认为，大部分人居住在人口稠密地区可以部分地解释这种心理倾向：“毋庸置疑，中国人的许多思维特征是非比寻常的、长期持续的人口密度的产物。”(Dewey, 1996, p.53)并且，“互相帮助互不干扰是对拥挤环境的反应”(Dewey, 1996, p.53)。他还认为，同样的生活环境可以解释人们为何有保持脸面或保持形象的习惯：“当人们比邻而居彼此之间不可分离时，外表，换言之留给他人的印象就变得与现实生活同等重要了，即便不是更重要的话。”(Dewey, 1996, p.58)
虽然杜威是一位业余文化人类学者，但我们可以从这些观察中看出杜威很真诚地由内而外地欣赏中国文化。甚至于在杜威访华期间发表的许多公开演讲中，他也将个人演讲要旨加以改变以适合于中国特定的文化场域，而不是推销美国药丸以作为治疗中国弊病的万能药方。
六、杜威论中国哲学
同时，杜威出人意料地以开明姿态和谦逊之心来接受道家学说和儒学思想。他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常常被描述为行动和进步的需要，藉此人们可以操纵自然来推动预定目标的灵活实现。老子的学说，尤其是他的“无为”观念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学说与杜威的实用主义形成鲜明对比。因此，杜威完全可以有各种理由来拒绝老子的学说。然而，几乎如同自相矛盾，杜威却在为它们辩护：“自然造化会适时将人为造作的烦恼和愤怒化为虚无。若给予自大傲慢和雄心勃勃之辈足够的通天绳索，他们最终会被自己制造出来的人为纠缠所捆缚。”(Dewey, 1996, p.222)无论如何，坚信时光流逝、顺其自然能够消解疑难情境的道家观点与实用主义的经验性和工具性问题解决路径实在是大相径庭。
当然，杜威也意识到探究方法并非出现在真空中，它们反映了更广泛社群和文化的主导信仰。类似于儒家，杜威坚信西方所主张的天赋人权不可剥夺胜过服膺社群履行义务的观念不过是一种“虚构想象”(Hall & Ames, 1999, p.225)。中国古代“仁”的观念对杜威转向共同体理想和共同体验产生了影响。根据王清思(Jessica Ching-Sze Wang)教授的观点，杜威“与中国的接触增进了他对共同体生活基本价值的信念”(Wang, 2007, p.106)。如果杜威能够从中国学到走近共同体的有价值的东西，其他西方人同样也能够。正如杜威所说：“中国的生活哲学包含着一个对人类文化具有非凡价值的贡献，这个贡献正是风风火火、心浮气躁、忙碌不堪和焦虑不安的西方所迫切需要的。”(Dewey, 1996, p.223)
七、结语：中国如何改变杜威？
在1919年5月到1921年7月之间，中国至少以三种深刻的方式改变了杜威。首先，它向杜威表明：只有通过对过往的深刻了解，才能彻底理解自己的现状。考虑到实用主义哲学的前瞻性倾向，这或许是一种看似奇怪的非实用主义思维。然而，正如我在自己的第一本著作《约翰·杜威的伟大辩论——重建论》(John Dewey’s Great Debates—Reconstructed)中主张的，这是弄清杜威专注于历史探究的唯一途径。
其次，中国特别是道家改变了杜威，让他更加关注人类应当如何与自然相互作用的问题。正如我在自己的第二本著作《实用主义环境论》(Pragmatic Environmentalism)中所指出的，我们人类不需要总是主宰或者控制自然。如果我们还希望地球能够长期维持人类种族的生存，我们应当学会在与自然世界的交往中保持克制，保护其生物种群，并保存它为我们提供的资源。与道家的“无为”观念相一致，有时我们只需选择不行动，同样，也不加利用。最后，由于长时间的体验，中国通过增强他对文化情境的敏感性从而改变了杜威。
在我的第三本著作《哲学实用主义与国际关系》(Philosophical Pragmat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中，我考察了实用主义哲学与国际外交实践之间的关系。如果说美国外交官在跟中国外交官互动之前必须先学一件事的话，那就是要明白谈判及协商绝不能仓促进行。同样地，杜威提到：“为了在我们与中国人的关系中获得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必须充分适应他们对时间的重要性的认识。我们必须给他们时间，给他们更多的时间；在给他们时间的同时，我们自己也必须利用好时间。”(Dewey, 1996, p.223)在经验形而上学的框架中，杜威在为期两年的访问中对中国的学习收获丰富了他对中国、对中国人民的总体印象及对中国未来的希望。杜威的访华经历也在原初经验的海滩上留下了贝壳般的沉积，这将在未来的岁月里指引美国哲学家的思考。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冯加渔 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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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brook, R (1992). John Dewey and American Democrac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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