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召、李政道和杨振宁 | 二湘空间

我最早知道周光召先生，大概是中学时代从《中学生数理化》某一期的封底上。本文综述我所了解的、有准确文献依据的他和物理大师Marshak、李政道和杨振宁的互动。

周光召与Marshak

见过两三次周先生主持李政道先生的学术演讲。还有一次在汕头召开的第一届华人物理大会上，他主持一个圆桌讨论，其间说：“我们听听台下的杨振宁先生的意见。”

有趣的是，这个情景复制了杨振宁先生说“盛宴已过”的那个场景，而且很巧，那个事情还与周光召有间接的关系。这个小故事是2000年在香港时，杨振宁向黄克孙讲述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周光召的国际声誉。

1980年，Robert Marshak教授邀请周光召到弗吉尼亚理工学院（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访问，那是周光召主要的一次长期学术访问。Marshak很欣赏周光召（杨振宁的英文原话是：Marshak was a great admirer of Zhou Guangzhao），所以为他召集了一个高能物理会议，会议最后一个议程是一个圆桌讨论，题目是关于高能物理的未来，参加讨论的有Marshak自己、周光召、李政道、Weinberg、Perl、Nambu、Gursey等等，可能有Glashow。其中李政道1957年和杨振宁分享诺奖，Weinberg和Glashow刚得1979年诺奖，Perl和Nambu后来得了诺奖。讨论会快结束时，Marshak说，杨教授在听众中，我们希望听听他的见解。杨振宁说：“以后10年，高能物理最重要的发现就是，盛宴已经结束（The party is over）。”

Marshak自己的研究中最出名的是和他的学生Sudarshan的弱相互作用的矢量-轴矢量理论（因为没有及时投稿，导致荣誉与费曼和盖尔曼分享）。但是他也是优秀的组织者。1950年，作为罗切斯特（Rochester）大学物理系主任，创办了高能物理的罗切斯特会议，即后来的国际高能物理大会，见证了高能物理的发展，比如1956年的会议充分讨论了θ-τ之谜，刺激了会后一年内解决了这个谜团，发现了弱相互作用宇称不守恒。Marshak后来做过纽约城市大学校长，然后来到弗吉尼亚工学院，担任过美国物理学会主席。1992年在墨西哥溺亡。他去世后出版了一本粒子物理教材，李政道为之作序。 

1994年，在纪念Marshak的短文中，周光召讲述了他访问Marshak的背景。1979年，周光召参加在费米实验室举办的轻子-光子会议，期间接到Marshak的邀请电话。周光召想，1950年代他在杜布纳做过研究，但是离开高能物理快20年了，高能物理发展又那么快，自己觉得是个新手，没有想到Marshak还记得他，并打来这么热情的电话，经考虑接受邀请，1980年秋天去访问弗吉尼亚工学院。

周光召说：“我到达弗吉尼亚工学院后，Bob (即Marshak)给予我热情的接待，还组织了一个关于弱相互作用的特殊的研讨会，由此我有机会与美国的很多优秀物理学家会面。Bob的热情接待很快消除了多年与世界上其他地方隔离而在我心中形成的障碍的最后一点。”

在这段时间内，周光召收到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周培源来信，要求设法解决中国物理学会加入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联合会（IUPAP）的事情（因为台湾问题）。Marshak争取到了美国物理学会的帮助，后来还专程来了一趟中国。在Marshak、李政道以及其他几位物理学家的帮助下，中国物理学会和在中国台北的物理学会最终都加入了IUPAP。为此，1984年, 周光召还曾作为中国物理学会的负责人,与在我国台北的物理学会进行了谈判，签署了协议。

周光召还和Marshak建立了一个美国物理学会和中国物理学会的合作项目，使得约30位左右凝聚态物理学家到美国进修，包括当时物理研究所所长。

1981 年9月，结束访美后，周光召又受邀访问CERN，担任研究员。

李政道和杨振宁向邓小平举荐周光召

不仅Marshak，李政道和杨振宁都很欣赏周光召。某种意义上，他们向邓小平举荐了周光召。

1980年1月，“广州粒子物理会议”在广州附近的从化召开，美国来了几十位华裔物理学家。1月15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参会者。

据回忆，钱三强和周培源会前向邓小平汇报时说，国内学者的许多工作也相当有水平，杨振宁和李政道给予高度评价，并特别介绍周光召当年放弃粒子物理研究，从苏联回来参加原子弹工作，做出重要贡献，现在回到粒子物理，工作很出色。

宴请席间，邓小平问杨振宁和李政道:“国内这批中青年科学工作者怎么样? 同先进国家相比怎么样?我希望听听你们实事求是的评价。”

杨振宁说:“国内粒子物理理论方面，有一大批40多岁的科学家他们很能干。实事求是说，他们的能力很强。”

李政道也说:“有几位相当优秀，他们的研究水平是一流的。”

邓小平问钱三强:“中青年科学家今天来了多少?” 钱三强回答：“来了有半数。” 然后找来周光召等几位，向邓小平介绍，介绍周光召时说:“他50年代在苏联和国内做出了很好的工作，起了关键作用，可算是国内新一代理论物理方面的佼佼者。”

李政道说:“他不仅在国内同行中是佼佼者，包括我们在内在所从事的粒子物理理论领域，他也是佼佼者。” 

这句话打动了饶毅，称周先生为“我国最杰出的科技界领袖。也是一位有多种才华、成就卓著的智识……在中国极少有，世界也不多见“ 。

我也一直记得有这句话，并与从化会议有关，向吴岳良问起，他告诉我说，1980年，周光召在国际粒子物理会议上第一次公开露面，钱三强向海内外科学家介绍说：“他是中国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之一。”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李政道称赞说：“在我们同行中，他也是相当出色的。”

李政道和杨振宁对周光召的其他评价

2009年，周光召论文集出版，吴岳良编辑。李政道、杨振宁分别写了个序，对周光召的工作做了介绍。择译如下。

李政道写道：

“周光召是世界闻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在我1970年代见到他之前，已经知道他从1950年代开始的十几年中的很多重要的研究贡献。他发表的论文赢得国际科学界普遍赞誉，文章写得有深度又优雅。

光召是螺旋度振幅分析的提出者。这个概念是他1957年引入，然后对这个很有效的工具做了完全的数学分析。1959年，他完善了关于时间反演(T)和宇称(T)的破坏的一个重要定理，即在电荷共轭-宇称-时间反演（CPT）不变，而时间反演（T）不守恒的情况下，粒子和反粒子到不同态的衰变分支比之比可以不同，即使总衰变宽度一样。除了在共振方面的工作外，光召还率先使用核吸收来检测弱相互作用中的弱磁性，以及通过使用色散理论对重要的光核反应进行大量理论分析。1960年，光召解析证明了轴矢量流的部分守恒 (PCAC)，被认为是粒子物理学的基石之一。由于这一基本性贡献，他被国际公认为 PCAC 的创始人之一。

文革后的1980年代，在光召的组织和指导下，中国年轻一代的科学家在大统一理论、CP破坏、非线性σ模型有效拉格朗日理论、超对称中的自发对称破缺、量子场论的拓扑方面及其与反常的关系等方面做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研究工作，其中许多成果（如量子场论的拓扑方面及其与反常的关系）已经得到国际和中国物理学界的重视。在统计和凝聚态物理方面，光召领导的研究小组将非平衡统计力学中的格林函数理论系统化。他们的方法被应用于激光、等离子体、临界动力学、随机猝灭等研究。”

杨振宁写道：

“周光召的科研生涯可以分为几个时期：

I.早期阶段（1955-1956年左右）。他在中国工作。

II.杜布纳阶段（1957-1960年）。周在这一时期成果颇丰，在实验与理论物理（JETP）期刊上发表了许多论文。当时我在美国，研究了他的几篇论文，尤其是他在PCAC方面的工作。在美国，人们认为他是杜布纳最杰出的年轻理论家。

III.国防阶段（1961-1979年）。周回国后，不再在科学期刊上发表文章。但我曾在青海省的一个博物馆里看到过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设计报告的封面，上面写着周光召和邓稼先的名字。有传言说，周光召对这一设计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使用了分析方法，但没有使用计算机。

IV.后来阶段（1979-1987年左右）。周在欧洲核研究组织（CERN）工作，后来又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工作了几年，然后回到中国。在此期间，周恢复了对学术研究的兴趣，并活跃于理论物理的几个前沿领域，经常与年轻的合作者一起工作。

V.近期（1987-）。1980年代末以后，周忙于科学院事务。但他仍然保持着对物理研究的兴趣。

我第一次见到周是在1970年代初，在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举行的晚宴上，差不多四十年前。在这四十年里，我们成了亲密的朋友。我对他在1980年代如何从一名做研究的物理学家转变为一位有影响力和备受尊敬的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印象深刻。当然，他的成功部分源于他的基因，但我相信，也很大程度上源于他有原则的中国文化背景。

周光召是一位顶尖的物理学家。他视野宽阔，影响力深远，并且能够快速的洞悉新思想。他做物理研究的风格让我想起了 Landau、Salam和Teller。但是从我个人角度看来，周光召是一个完美的儒家思想践行者，而不像美国、欧洲和俄罗斯的许多物理学家那样咄咄逼人。”

最后一段话是杨振宁本人翻译，放在他的论文选集II中。

2019年5月15日，周光召从事科学事业65周年学术思想与科学精神研讨会召开。

杨振宁到场讲话：

“第一次听到周光召的名字是在上世纪50年代。50年代是高能物理火红的时代。50年代后期，大家看得很清楚，当时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最重要的两个年轻物理学家之一就是周光召。后来就继续注意他的学术工作。

第一次见到周光召是1972年。1971年访问新中国的时候，招待的人让我列一个名单，想要见哪些人。那个名单上没有周光召，因为我不认识他。周总理请吃饭的时候，我讲起来，现在年轻的中国理论物理学家中最杰出的一位叫做周光召，总理你晓得不晓得？总理说，当然晓得。

于是在第二年我再来的时候，我就见到了周光召很多次，不过我不记得有学术上的交流。他那时候常常是跟邓稼先一起跟我谈的。

印象很深的一次，1978年，邓小平和方毅找到我，想找我谈关于中国高能物理发展的意见。我是有些意见的，但不知道该不该讲。所以那天早晨，我就约了邓稼先和周光召吃早饭。

我记得很清楚，周光召对我说，不管你有什么意见，都应该直说出来。后来我就把想法讲了出来。

我跟周光召的交往到了70年代、80年代初，周光召到欧美访问，见面机会多了起来。他是个绝顶聪明的理论物理学家，他对理论物理的看法既能从大处看，又能在小的地方想出新的办法来。这就跟下围棋一样，既要有布局的能力，又要有思法的能力，周光召在这两方面都做的很成功。

他的这种本领已经超出了理论物理。他回国后，先后担任中科院副院长、院长。期间正值中国“下海”的浪潮，他在这方面给中国做了巨大的贡献。之后，我与周光召私人的接触更多了起来。

周光召做人、做事都是一个非常容易使人喜欢、尊敬的人。周光召一生在做人、做事、做学问方面都做得非常成功。”

李政道发来题为“祝贺光召兄九十华诞”的贺电：

“适逢光召兄九十华诞之际， 谨向光召兄表示热烈的祝贺!

光召兄和我相识已久，相交甚欢. 光召兄有大才，是世界著名理论物理学家. 几十年来，光召兄和我共建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 搭建国际科学交流平台, 基础科学研究基地, 为祖国培养了诸多基礎科学人才. 光召兄在科学、教育、人文社会等诸多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 为祖国的建设，尤其是在科技、教育事业做出的杰出员献. 很值得我们学习与铭记.

衷心祝贺光召兄健康长寿!”

周光召曾为《李政道文选》作序，回顾了李政道为中国科教事业做的贡献：少年班、李政道学者、CUSPEA、博士后、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高科技中心、䇹政基金等奖学金。又写道：“在国际物理学界，政道不仅是一位勤奋而又有很大成就的学者,而且是学术界的一位杰出的勇士和活动家,受到普遍的尊敬，全世界高能物理实验的发展进程中都有他的足迹,很多物理学家都和他有很深的友情。政道治学勤奋、严谨、执着，令人敬佩。八十高龄的李政道仍在日夜进行物理研究，这在科学界实属罕见，应视为科学界的楷模。政道不仅在物理学上有很大成就，而且对艺术和历史文化也有很深的造诣，在科学和艺术的关系上有很深的研究，并且是-位很有成就的业余随笔画大师。”

周光召出席了1986年李政道在哥伦比亚大学的60岁研讨会，以及1999杨振宁在石溪大学的退休研讨会，还担任在清华大学召开的庆祝杨振宁80寿辰的国际前沿科学研讨会的大会主席。

根据《杨振宁传》，对于李政道和杨振宁二人的不和，周光召曾表示这给在许多场合安排二人带来很大困难，他和二人谈过，但却不得要领，也曾希望二人的共同朋友Sam Treiman劝和，Treiman苦笑说，他有什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