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群：做一名修书人何其有幸！

3月31日，万群在天津海河旧书市集展示古籍修复技艺。

千年文脉延绵不断，中华典籍功不可没。古籍修复技艺在我国已延续千年，作为保护珍贵历史文献、传承中华文脉的重要手段，古籍与古籍修复保护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于我而言，一个平凡的生命遇到一个伟大的时代，可用个人的几十年职业生涯为千年古籍‘续命’，并与国家的文运紧密相连，何其幸运！”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导师、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天津图书馆研究馆员万群说。

作为一名古籍人，从事古籍保护37年的万群是不断发展的古籍保护事业的亲历者，也是参与者，更是见证者。

将热爱融于古籍保护事业

1987年，万群进入天津图书馆古籍特藏部开始从事古籍整理与编目工作，1994年，通过“师带徒”的方式，她在国家图书馆跟随杜伟生和张平两位专家学习，掌握了扎实的古籍修复及字画装裱技术。

在她参加工作的第20个年头，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天津图书馆开始系统性地对珍贵古籍文献进行整理修复，万群和同事们一起，将对古籍修复传统技艺的执着热爱与不懈追求，融入天津图书馆乃至国家古籍保护事业的蓬勃发展之中，共同将天津图书馆建设为“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和“国家级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并于2021年9月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近40年来，万群经手修复的敦煌文献、宋元残叶等各类古籍珍本已超千种，并先后在2014年、2015年、2020年受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委托，担任天津传习所、陕西传习所、南开大学传习所3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传习中心的导师。2022年，万群获得“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被中国图书馆学会聘为古籍整理与文献保护专业组委员、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古籍修复技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担任全国信息与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专业技术委员。

作为天津历史文献存藏量最大的古籍保护单位，天津图书馆现藏历史文献共计79万册。馆藏线装古籍585517册，244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万群所在的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曾用精湛的技艺为国家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局、清华大学图书馆等单位，以及民间收藏家抢修过千余种古籍和碑帖拓本，承担了“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馆藏拓片数据化与修复”“古籍保护纸张数字化研究”等多个大型文献保护与修复项目。

2010年，国家图书馆和天津图书馆联合开展天津图书馆藏弢翁旧藏敦煌遗书、宋元本零叶的修复。双方工作人员和专家一起，鉴定古籍版本、探讨修复方式，开展新技术助力下的纸张检测、装具配置等，并将大量的修复档案、修复技术进行记载、分析、探讨，并将修复成果行诸笔端，出版了《天津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保护修复》，为推动天津市乃至全国古籍保护事业蓬勃发展贡献力量。

用技艺让古籍“起死回生”

说到《天津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保护修复》这本书，就要从天津图书馆善本书库里一个金丝楠木的书柜说起，那里面珍藏着来自1500年前的敦煌遗书残片，看着如今已经修复的、装帧精美的敦煌遗书，很难相信它曾经碎成大大小小200多片。

这些残片虽总体藏量不大，但包括多种佛经、经疏，有的与后世通行本文字有差异，有的文献不见于历代大藏经。在纸张、书法等方面具有一定代表性，是研究敦煌遗书流散史与敦煌学史难得的史料。

而修复这些古籍远远不是“拼图”那么简单，当初这批历经千年的残损书页存在着起皱变形、开裂破损、污渍粘连，以及虫害等各种问题，万群和她的团队更像是能够“起死回生”的医生。而他们当时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纸张。找到适合修复的古纸，是古籍修复成败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纸张一糟就会变薄，或者说纤维絮化，为修复敦煌文献找到合适的纸，是有很大难度的。”

此时，国家图书馆伸出援手，相助解决了珍贵补纸的燃眉之急后，接着就是修补复原和拼接黏合。大大小小的碎片，需要一片片修复后黏合好，当用镊子夹取残片的时候，掌握合适的力道至关重要，稍有不慎就会对残片造成二次伤害。“在拼接的时候，我们必须戴口罩，动作既要轻，又要稳，身边还不能有人走动，生怕动作大了就带起一阵风。”万群说。

在修复过程中，万群发现在《唐人写经残卷》第二、第三两册残片的背后，出现了一些粘贴的补纸。经过专家们反复论证后一致决定，尝试揭开残片背后的补纸。在有把握不会伤及残片后，万群轻轻将其中一张残片背后的补纸慢慢揭起，大家惊喜地发现，这补纸上也是有字的！经过研究，原来这些补纸其实也都是残损的佛经，被古人再次用于修补。

于是，这些跨越千年而来的补纸也修复出来，并进行编号，有了新的身份，最后也被装订成了一册。“我们的残片还越修复越多了。”万群笑着说。

以“修心”传承工匠精神

延长其寿命，再造其生命，活化其内容，传承其思想，古籍保护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而这需要古籍修复师能够静下心、沉住气。

对万群来说，古籍修复不仅是一门技艺，也是一种修行，她常以“修书、修身、修性情”告诫自己，“前辈老师多年的言传身教，给了我‘修书其实就是在修心’的理念，我会把这种精神传给我的徒弟们”。

天津图书馆古籍修复组，这个有着14人的团队，其中三分之二是“80后”。这些年，除了重点项目的跟进，万群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带徒弟上。让古籍修复后继有人，是老一代修书人一直在做的事情。

将古籍修复事业代代传承下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相承、枝繁叶茂，是万群的心愿，更是她努力的方向。她将构建“学习型、知识型工作组”作为修复团队建设的重要内容，不遗余力、毫无保留地把经验与年轻人分享，并借助多种古籍保护项目机会，以项目带徒弟，提升他们的能力、磨砺他们的技艺。自2000年开始，万群在3家单位正式收徒21名，如今他们大多已经成长为古籍修复梯队的中坚力量，由他们参与修复的明版《大藏经》、《津门闻见录》、《清雍正铜活字古今图书集成》等，受到了业内专家高度肯定，还有多位徒弟在全国技艺大赛中获奖，让她倍感欣慰。

在古籍修复保护工作中，传承、传播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古籍修复师的工作不再只是埋头修书，万群在承担国家社科规划项目“中国古籍传统修复技艺的知识保存”研究的过程中，萌生了对相关文献史料知识进行发掘和整理的想法。

“自古以来，古籍修复技艺以师徒传承为主，专业词汇大都来源于口口相传，材料、工具、事物、技术的名称随着时代或地域变迁，其含义可能会发生变化，甚至判若云泥。”万群表示，传统意义上的古籍修复技艺其实并不简单，涉及许多跨学科领域，要形成一整套知识体系，就非常有必要对专有名词进行专业解释，近日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古籍修复知识辞典》就是万群等人在汇集古籍保护知识资料长编的基础上，为古籍修复技艺编写的一部辞典，从古籍修复技术源流、修复基础知识、古籍装帧形式和具体操作技术等方面开列词目，并加以诠释，不仅弥补了该领域工具书的空白，而且为古籍修复初学者提供权威依据，便于古籍修复人员顺畅沟通，进而有利于古籍保护学科体系的建立以及修复技艺的传承发展。

“我始终记得国家图书馆杜伟生老师的话：古籍修复这条路很窄，但道很长，新人要有坐10年以上‘冷板凳’的准备和毅力。”万群表示，为了让书写在故纸堆里的文字“活”起来，让中华优秀古籍成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播载体和文化自信的源头，古籍修复师其实都是在和时间赛跑，而她希望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到这场“长跑”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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