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中的传统智慧
日前，2018年《装饰》“年度优秀投稿论文”名单出炉。2019年度的“《装饰》学术年会”，将于2019年6月15-16日在上海理工大学举办，届时，将对优秀作者进行表彰，并举行学术交流活动。
我们将在微信公众号陆续推送2018“年度优秀投稿论文”，并附上编辑评语，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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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一篇
“设计实践”栏目的文章
编辑点评
在美丽乡村建设的理想下，中国广大农村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随之而来的有些改变却未尽人意。作者以浙江富阳横槎村为例，结合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景观系毕业设计实践，系统深入地分析了横槎村村落水生态基础设施的设计智慧，即如何通过最小干涉的方式，创造性地解决生活的实际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可行的改建方案。
文章提出，在深入解读和汲取传统设计精华的基础上，充分考量事物的运作方式，进行适应性和灵活性的改建，建立过去、现在、未来联系的着眼点，才是真正实现美丽乡村的可行路径。与此同时，作者通过中西方建筑设计灵活性的比较，探讨了二者在灵活性和适应性方面的共性与差异，进一步拓展了研究的疆域，体现出作者广博的视野和在建筑历史与文化研究方面的扎实功力，由此也启发读者如何从更宏观全面的角度来审视中国乡村建设的过去与未来。
文章提出的先挖掘和理解传统智慧，再把其原理与村落现实生活需求相结合考虑的方法，可能是乡村建设的一种新思路，这种“新传统设计”为中国当前乡村建设和城市水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是一种能够满足未来生活多样需求并且具有灵活性的设计策略，其现实意义不言而明。（田君）
原文：
传统实践智慧的启示:横槎村水生态基础设施的解读
曾 颖
内容摘要：文章以横槎村的传统“水道”为切入点，通过回顾一个世纪以来在设计学科内“灵活性”的发展，比较和探索传统水生态基础设施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文章认为，在传统村落中以水为核心的基础设施是理解乡村传统智慧的关键，在当前乡村建设中需要首先对传统智慧进行解读。
2000 年左右，在北美由理论家查尔斯·瓦尔德海姆（Charles Waldheim）等提出的“景观都市主义”（Landscape Urbanism）强调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设计应该具备“灵活性”和“适应性”，并且以1980 年拉维莱特公园的设计竞赛方案作为这一理论的开端。这一系列思考引起了建筑师、景观设计师和城市设计师在各领域内广泛的讨论和实践。当众多的设计实践关注于这一理论被引进和实践的同时，我们似乎却忘了回头看看自己的过去——传统实践智慧。
在过去的数年里，笔者对浙江乡村进行了持续的关注，并结合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景观系毕业设计进行了以乡村水系为主题的专门讨论。浙江乡村的传统水道的设计原则和原理，在某种程度上与景观都市主义的部分理论有相通性。
而在新一轮的乡村建设大潮中，我们对待传统智慧的解读和理解还存在不足，这些传统实践智慧是千百年来先民为生存，在与自然的搏斗中积累的宝贵经验。本文以浙江富阳常安镇横槎村为例，通过对一个具体乡村水道的解读和回顾西方设计学科内关于“灵活性”和“适应性”的发展，探讨和比较东西方在灵活性和适应性方面的共性与差异，希望为中国当前乡村建设和城市水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借鉴。
一
横槎村水道的灵活性与适应性
中国传统乡村的水生态基础设施的营造具有设计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每个乡村的水道都是根据自身的地域、场地和场所、区域气候特征，在与自然的博弈斗争过程中积累的“生产和生活经验”。与当前我们一方面面临城市内涝、城市看海，另一方面又严重缺乏水资源的处境相比，乡村中把“洪”转化为“灌”等传统解决水问题的能力——设计（传统实践智慧），需要我们萃取其设计的原则。通过对横槎村传统水系的观察和解读，我们发现其灵活性和适应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按需就近取水灌溉、“L”形分水器装置、水渠的时间动态演变。
1
按需就近取水灌溉的适应系统
横槎村的整个灌溉系统有两个来源：一条是村落东北山体的洪泄水；另一条是来自南面的湖源溪的溪水。这两个水源来自不同的高程，分别对应管理村落最大的两块田地。从整体村落布局来看，湖源溪从东南向北流淌环村而绕，形成一个半岛的洲，先民选择在半岛的中央建立村落居住点，而把环溪边的东北和西南两块土地作为田地。（图1）选择作为田地的土地，首要考虑的是取水灌溉的可能和便利。与单一的靠溪水来引流灌溉农田的措施不同的是，横槎村先民的灌溉适应性体现在就近寻找水源，分块灌溉，而不只是从溪流长距离引水。
1. 横槎村卫星图，2016（图片来源于作者任指导教师的毕业设计小组）
适应性之一：在高海拔的山顶收集自然雨水，借用洪泄沟取水，来灌溉村落东北面的田地。山体自然雨水汇集到山顶的蓄水池，通过溢流口的管理，形成一个在高海拔的“天然水箱”，保证了水源的稳定并且同时收集、利用了天然的雨水。这样，通过蓄水池的收集、溢流口的管理，洪泄沟的排洪，再结合洪泄沟排洪的水道进行分汊截留，既达到了取水的目的，又形成与主要的洪泄沟相连的借水渠道。在洪水期，可以分流和迟滞水流，减少洪涝灾害的发生。这样一套系统的水道，把收集、管理、排洪和利用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套完整的系统。
适应性之二：筑造堤坝取溪水，然后根据用途进行分类管理。 横槎村的先民，为了解决田地的灌溉和村落的生活用水，采取了两个措施：第一，在湖源溪上建立一个拦水坝；第二，在拦水坝的上游迎水面设立一个取水口，由此建立了三条水渠，分别通向西南地块的田地、村落和造纸的作坊。与一些村落在一条溪流上建立几条水堰不同的是，横槎村只建立了一条宽约3 米的拦水坝，水坝把横槎村与对岸的自然村连接起来，可以通车。同时，拦水坝迟滞了溪流的流动，借助取水口，三条水渠各自分流，分别用作生活用水、农田灌溉用水、工业生产用水（造纸）。（图2）通过一个取水口，并配以大块水泥材质的阀门进行管理。使水坝、取水口、阀门、三条不同功能定位的水道以及最终流向湖源溪的渠道，形成一个完整的借水、管理水和用水的系统。这些传统的处理问题的方法，就像先民在湖源溪上进行了特殊的“设计”，改变自然的水系流向，并应用于生产和生活。
2. 两个水源和3 条水渠图（图片来源于作者自绘）
2
把洪泄水转化为灌溉水的“L 形”分水器
横槎村水道灵活性的第二个重要特征是把洪泄水转化为灌溉水。而能够使这种转换实现的前提是创造性地在洪泄沟里发明的“L 形”分水器，或者叫作取水器的装置。
让我们看看位于村东北方向的洪泄沟。洪泄沟原本就是一条从山顶引流自然雨水的泄洪渠道，最终通过竖向高程的重力流流向湖源溪。但是，不同于仅仅解决排涝的泄洪单一功能，村落先民创造性地在这条泄洪沟里发明的取水器，可以把部分洪泄水引流到旁边的农田，转变为灌溉水。这个装置的第一步是在洪泄沟里，建立一个L 形的墙体，墙体把原本自山上流下的洪泄水进行分流，一部分洪泄水继续流向溪沟，而另一部分流进L 形沟渠内。在这里，洪泄水通过转向，流到与原洪泄沟外平行的另一条渠，转化为灌溉水。先民通过与洪泄沟沟渠并行的灌溉渠，进行逐级引流到旁边的田地，再经过台地的逐级跌落，达到运输水的目的。这种仅仅通过在洪泄沟里建一片“L 形”墙的方法，不仅借来了洪泄水，而且先民还进行了管理的设置，通过在L 形水渠内设置两道“阀门”，在不需要灌溉水时，堵塞这两道阀门，洪泄水就不能流到田地。
先民为了保证水源的稳定，通过在山顶群山之间的凹地设立的天然蓄水池，形成一套长久获得水源的系统。因此，高海拔的山顶蓄水池（水箱）、蓄水池的溢流口——保证水源的稳定来源，泄洪道、分水器、洪泄水、灌溉水、湖源溪，最终形成一套完整的水系统。这个系统既是排洪系统，又是灌溉系统，根据农田的需求和季节性区域气候的影响，是一个可以灵活改变和运用的智慧系统。
3
水渠随时间变化的灵活动态演变
3. 水渠演变图（图片来源于作者任指导教师的毕业设计，作者：俞梦萍、刘正浩）
横槎村水道“灵活性”的第三个特征是随着时间发展水渠的灵活动态演变。（图3）根据村民介绍，这套水系统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历史，在村落发展的初期——20 世纪初，村落人口基数小，三条水渠分别流向三个区域。引进农田灌溉的水渠，分别从两侧通过“洞口”流向两边的田地。随着村落的发展，村居逐步向南蔓延，拓展到南面的田地。村落先民根据实际的需求，把原来单一的灌溉渠，改造成为一条“灌溉+ 生活用水”并行的水渠系统，形成“田地+灌溉渠+ 生活水渠+ 村居”的并置排列装置模式。这种把村落的发展与水渠的动态发展相链接，结合横槎村的人口、生产、生活，是早期先民根据不断变化的外部条件做出的“应对措施”，其措施的灵活性解决了外来的不确定性。这一装置的发明，与强调设计形式、设计过分“僵硬”“固态”和“不适应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今天，即使当年引入村落内部的那条生活水渠已经消失，但是由原灌溉渠发展变化的环绕村庄、田地的“灌溉+ 生活”水渠，这一系统仍然可以看到，而且至今仍在服务村民。同时，围绕着生活水渠，村民创造出的大小不一、各具特色的水埠头成为横槎村的“水生活基础设施”。在这里，生活水渠就像一个主要的“干道”，环绕村庄的外边缘，灌溉渠与其并列置于田地一侧，通过间隔一定距离的“洞孔管理”来链接生活水渠与灌溉水渠。这些结合具体环境的水埠头大小不一，可以洗菜、洗衣服、洗被子，它们根据不同的地形特征，就像一个个不同的“服务站”，满足村庄的日常生活需求。（图4）这种动态的变化，并不是一早就设计好的，而是把水源看作“一个随着时间而变的过程与交换的竞技场，并允许以新的力量和关系介入，为新的活动和使用模式预备场地” [1]。
4. 水埠头现状使用图（作者自摄）
横槎村先民这种对灌溉渠的动态演变与干预，强调了场地的操作逻辑而非形式设计。在保证取水口水源（从哪里来）和水渠最终流向湖源溪（去向哪里）首尾不变的情况下，随着村落人口的增加，把原来“设计”的单一灌溉渠转变为“灌溉渠+ 生活水渠”的并列装置，核心不是从形式出发，而是对“过程的理解”，其清晰地表达了与乡村形态相关的人流及驱动力（flows andforces）。正如文化地理学家大卫· 哈维主张的“设计师和规划师为之“奋斗”的目标并不在于“空间形式和美学外表”本身，而在于如何向一种“社会更为公正，政治更为解放，生态更为健康的时空生产过程的混合体趋近”。对这一点，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景观系前系主任詹姆斯·科纳(James Corner) 总结哈维的要点在于：“未来都市主义的新的可能性必须更多源于对过程的理解——即事物是如何在空间和时间上运作的，从形式角度的理解则趋于次要。”[2] 横槎村的水道向我们展示了中国乡村传统实践智慧——灵活性和适应性的系统，在西方设计学科内灵活性也曾受到学界广泛讨论和实践，他们的共性与差异是什么呢？
二
东西方灵活性的对比研究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者约翰·哈布瑞肯(John Habraken) 在他的论文《为灵活性而设计——迈向一个研究议程》里指出，对于建筑师来说，灵活性意味着“建筑师们迫切地想要了解使用者偏好的自主性与未来使用功能的不确定性” [3]。约翰强调之所以采用“灵活性”这个词，是用其来涵盖所有可能的设计，是为严格的功能性进行松绑。
对于“灵活性”的讨论，并不是从哈布瑞肯开始的。一个世纪以来，对于“灵活性”的探索一直在设计学科内受到广泛的关注。
1
灵活性设计在西方的理论与实践
1903年法国建筑师奥古斯特·贝瑞（Auguste Perret,1874 － 1954）在巴黎建造的富兰克林路25 号公寓，其灵活性特征是把包括浴室和厨房的物质实体固定，而其他房间的功能都不确定。20世纪50 年代，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 提出的“通用空间”的概念，认为：
“建筑物服务的目的是经常会改变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去把建筑物拆掉。因此我们要把萨利文的口号‘形式追随功能’倒转过来，去建造一个实用和经济的空间，以适应各种功能的需要。”[4]
5. 伦敦劳埃德大厦， 理查德·罗杰斯（图片来源于刘樯、张颀：《弹性设计的理论与实践初探》[J]，《新建筑》，2005 年第6 期，第26-36 页。）
6. 标准层平面图，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研究实验中心，路易·康（图片来源于李大厦：《路易·康》[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3，第56 页。）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通用空间”得到进一步发展，传统单一的功能空间转变为“服务空间”和“目的空间”两大部分。这种灵活性表现在“服务空间”相对固定并独立出来，而“目的空间”更具灵活性和适应性。例如，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George Rogers) 设计的伦敦劳爱德大厦。（图5）路易斯·康(Louis I. Kahn) 于20 世纪50 年代末到60 年代初设计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研究实验中心(Medical Research Laboratory，1957-1961) 创造性地提出了“主空间”和“辅空间”的概念。（图6）
20 世纪90 年代，美国建筑和城市设计师斯坦·艾伦（Stan Allen）把这种对设计从形式的追求转变到面对当代城市问题时，拥抱城市发展的不确定性、偶然性，强调设计需要灵活性和适应性。在同济大学王骏阳教授看来，艾伦强调的是一种设计的“开放式结局”，以应对城市的未来的不确定的需求。[5] 作为“景观都市主义”重要的旗手，艾伦、科纳、查尔斯推动了对灵活性在设计领域内的发展，引起了建筑、景观和城市领域一些先锋设计师的实践和探索。科纳认为，设计最重要的是设计骨架（frame）。这个骨架是一种策略，能解决面对的问题，但是可以局部变动，允许未来的变化。设计的探究转变到对事物形成的过程研究、过程的设计。[6]（图7）
7. 过程图解， 詹姆斯· 科纳、斯坦· 艾伦， 多伦多downsview 公园竞赛，2001（图片来源于Julia Czerniak,e d . CASE：Downsview Park Toronto [M]. Harvard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 Prestel，2001，P62-63）
2
东西方共性与差异
如果我们把西方理论的“灵活性”策略与横槎村水道的“灵活性”对比，可以发现对于建筑师来说，无论是“功能性松绑”，还是把“物质实体固定，而其他房间的功能都不确定”“主辅空间”，本质上都是对未来多功能用途的不确定性进行的各种可能需要的预估，他们的共性都是考虑到用途的灵活性。其差异在于，建筑师的灵活性并没有改变原本空间的“本来真实性”，只是对“空间”所服务对象的使用灵活考虑。而横槎村的“L”形装置的灵活性，在于它创造性地把原来的“废弃物”转变成“有用物”。这种与建筑师强调使用对象不同的灵活性，在于它改变了事物的本质属性，把本来该排泄的“洪泄水”转变为“灌溉水”。
而且，在对这种“灵活性”的管理上，一开始就考虑到“需要”和“不需要”两种状态下的对应措施。在需要时，打开阀门，洪泄水在这里分流，一部分被改变成灌溉水。不需要时，关上阀门，洪泄水照样排到湖源溪里。这种预先设计时，就考虑到“需要和不需要”的策略，是一种先民发明的“灵活性”的水系管理（water management）。尤其可贵的是，这种措施都是以最小干涉的介入方式，仅仅依靠个人“身体”的力量，创造性地解决了生活的实际问题。
从贝瑞、密斯、路易斯·康到艾伦、科纳等在灵活性的探讨比较来看，我们可以认为，从早期建筑师对服务对象和目的功能的灵活性、主辅空间的灵活性，到拥抱城市问题，把城市发展的不确定因素转变为设计潜力，从而使设计具有灵活性。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在北美大尺度的景观设计中强调设计既要有骨架( 策略)，又要保持灵活性，允许在时间变化中的弹性，设计师都是在特定的外部环境下，探讨设计的潜力。北美1990年以来快速城市化的背景和诸如交通拥堵、水源污染等城市问题，以及在后工业化时期以“修复、修补”为特征的外部环境，决定了设计师不可能继续原来传统的、僵硬的、单一结局的设计观。结合时代特征和具体场地问题，让设计在时空发展中拥有最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成为关键。
三
设计研究——毕业设计的一次实验尝试
在毕业设计中，这种设计研究的方法和态度，首先不是去给乡村套一个理想的静态图画，而是要介入乡村生活实际问题，但前提是对乡村传统智慧的解读。如果没有理解，就可能是一场“建设中的破坏”。
1
寻找兴趣点
在第一次踏上横槎村的土地时，我们并不熟悉村里的情况，当然也不知道任何相关的传统水道智慧。尽管当地的工作人员一开始带我们参观村里的美丽庭院工程，但是我们对村落空心化条件下单独强调“商业策划”式的庭院包装怀有疑问。尤其是把祠堂门口的小广场，改造为爷爷的菜园。这种把传统乡村公共空间，进行“篡改”的手段，把原本村落集会的小广场改造成了“爷爷的田地”，其既没有浇灌的水源，也没有排水的措施。
在村落的闲逛和漫游中，一些有趣的水埠头吸引了我们的注意。我们看到一些不同大小、不同形式的水埠头，留守的村民有在这里洗衣服的、有洗菜的，呈现出多样的生活状态。那么，这些埠头为什么分布在这里，而不是其他地方？这些水从哪里来，去向哪里？一些疑问，吸引了我们去探究其生活用水、田地灌溉用水，到底这些是如何工作的呢？
2
由一点到系统，理解乡村如何“work”
我们从开始发现的一个水埠头，到陆续发现一串水埠头，这些埠头围绕着一条宽约1000 毫米、深600 毫米的水渠环村而绕。尽管随着村落的不断发展，这条水渠被一系列房屋或遮挡或隐藏，但其路线是清晰的，水渠里的水来源于湖源溪，经过人工的引进、改道后流进村里，环村而绕，供村民生活用水，最终流回湖源溪。
后来，通过一位村里老先生的解释，我们逐渐了解了整个的水渠系统的来龙去脉。先民根据生产和生活的需求，对整个村的水渠系统进行了合理的分配。我们一开始所看到的是一条从湖源溪取水口引来的生活水渠，这条渠道环绕村边的建筑，在居民住房边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水埠头。同时，与生活水渠并行的是一条1.5-2.0 米宽的水泥步行道，这条道向村落房屋一侧是生活水渠，向田地一侧的是灌溉渠。灌溉渠的水源来自生活水渠，通过在步行道的下面开个孔，把生活水渠的水引流到灌溉渠，因此灌溉渠的沟底比生活水渠要低300-500 毫米。由此，这条水渠由房屋+生活水渠+1.5 米宽步行道+ 灌溉渠+ 田地，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把村民的生活和生产系统组织起来。（图8、9）
9. 水渠系统图（图片来源于作者任指导教师的毕业设计，作者：俞梦萍、刘正浩）
我们看到，传统乡村的形式背后有其内在的逻辑，村民的生活用水和灌溉用水的相互取、借，显示了村民背后的生活需求和灌溉等具体工作是如何在真实的场地逐步展开的过程。这种形式背后强调的是事物如何运作的，并不是仅仅指形式如何好看。乡村建设需要我们去理解传统乡村是如何具体“work”的。
3
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乡村现代生活需求的介入
当理解了横槎村以三条水道来布局村落的原理后，我们可以看到先民如何利用场地高差的原理来安排自己的生产、生活。那么，下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介入乡村建设？或者说横槎村最需要我们来干什么？关于乡村建设，建筑学者金秋野在其论文《凝视与一瞥》里有这样一段描述 ：“中国有多少个像豸峰一样的小村子，数也数不清。每个豸峰都是一块灵璧，没有正面也没有侧面，安于自己无法被现代想象、也无法想象现代的命运。忽然有一天，它被斩断手足，变成一块方方正正的平地，又被覆上一层廉价拙劣的现代式规划平面、弯弯曲曲的景观道路和圈圈树，变成了一个皆大欢喜的生态旅游度假村。” [7]
金秋野认为，原有村落的系统就好比人的手足，是千百年来先民在与自然的博弈中积累的生存经验。在没有对原有村落的理解，而片面地搬一个泛泛而谈的“景观式”生态度假村，就好比“斩断手足”。能够介入乡村建设的前提是首先我们需要了解横槎村当前的实际问题。横槎村面临着当前许多村落共同的空心问题，村里以老人和小孩为主。年轻人大多出去打工，或搬到县城里去。目前，村里唯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水坝，每年在天气热的时候周围区域的人们开着车，甚至带着帐篷来这里，多的时候达数百人。这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候，但是村里因为没有与现代生活相匹配的、可容纳居住的更多空间，所以很难把人留住。因此，我们认为这可能是一个突破点。
10. 建议改造效果图（图片来源于作者任指导教师的毕业设计，作者：俞梦萍、刘正浩）
首先，通过整理和挖掘原有的系统水道，把飞流坝的人群吸引过来，使飞头坝与传统水渠系统重新连接。其次，通过沿着生活水渠的系统串联，进行两边的田地和村落局部建筑的改造。以传统水道的再挖掘和更新为基础设施，盘活两边的局部村落民居和田地。这样一种实验，既挖掘和展示了村落的传统智慧，又解决了村落夏天来玩水游客的需求。（图10）与全部拆除或者引进一些商业策划的力量来介入乡村建设不同的是，这种介入既是挖掘传统智慧面对真实场地的营造谋略，又是面对乡村当前的实际问题提出的可行性方案。这样一种先挖掘和理解传统智慧，再把其原理与村落现代生活需求相结合考虑的方法，可能是我们乡村建设的一种新思路。
四
结语
中国本土建筑学的思想体系下，介入今天的乡村建设，如果没有把乡村的 “过去- 现在-未来”联系地看，没有理解乡村传统农业的过程和基于这种过程对场地的创造性的“干涉——设计”，这一中国先民在千百年来在与自然搏斗的过程中积累的“传统实践智慧”，而把“风景般”“图画般”的静态画面搬入“新乡村建设”，无疑是适得其反的。
这些年的建设虽然取得巨大成绩，但同时拆除了一个个有着传统实践智慧的乡村。因此，一些学者呼吁无论都市还是乡村，我们都需要建造一种新的传统。[8] 建造一种新的传统，需要我们从真实的场地出发，理解和解读今天看到的乡村中仅存的传统“场地智慧”。尽管其是支离破碎的，但需要我们挖掘和理解先民的睿智，再结合今天的时代需求，才能创造出一种属于我们自己的“新传统设计”——一种联系过去、面向未来，能够满足未来生活多样需求、具有灵活性的设计策略。
注释：
[1] James Corner，TerraFluxus [M] // Waldheim C , et al.The Landscape Urbanism reader．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e Press，2006 ：30.
[2] David Harvey．The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M]．Cambridge，England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1990.
[3] 约翰·哈布瑞肯：《为灵活性而设计——迈向一个研究议程》[[J]，《新建筑》，2011 年第6 期，第83-86 页。
[4] 刘先觉：《密斯·凡·德·罗》[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第149 页。
[5] 斯坦· 艾伦：《知不可绘之—论标记符号》（Mapping the Unmappable ：on Notation）[J]，吴洪德译，《时代建筑》，2015
年第2 期，期124-129 页。
[6] James Corner，TerraFluxus [M] // Waldheim C , et al. The Landscape Urbanism reader．New York ： Princeton Architecture Press，2006 ：21-33.
[7] 金秋野：《凝视与一瞥》[J]，《建筑学报》，2014 年第1 期，第18-29 页。
[8] 李翔宁：《从都市到乡村：建造一种新的传统》[J]，《新建筑》，2017 年第3 期，第14-17 页。
来源：《装饰》2018年第8期
作者：曾 颖，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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