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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现代化】王晓茜: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意涵与实践进路

王晓茜 高校教育管理
2024-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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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晓茜,博士研究生,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张珏,教授、博导,从事教育政策研究。

02

引用本文

王晓茜,张珏.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意涵与实践进路[J].高校教育管理,2023,17(3):21-31.

03

摘要

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也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目标。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生成兼具理论与现实逻辑,是一种聚焦优质质量、更好满足主体不断增长的真实需要的高等教育发展范式,展现出目标任务从“数量为先”到“质量为要”、方式手段从“路径依赖”到“创新驱动”、评价重点从“内部资源”到“外部贡献”的基本特征与诉求。新发展阶段,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进路体现在更新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基本理念,澄明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取向;坚持以需求牵引供给,深化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结构,构建多样化高等教育体系;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现更高水平的高等教育对外开放;落实必要支撑与保障,加强资源供给、政策支持、制度创新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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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十四五”时期;供给侧改革;治理能力现代化;理论意涵;实践进路


21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以超常规跨越式增长方式相继迈入马丁·特罗(Martin Trow)所定义的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2021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3012所,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43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7.8%。从数量维度来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已达到历史高位,大大缓解了“一位难求”的数量与规模难题,走过了以高速增长来扩大教育机会的发展阶段。但与此同时,加速扩容阶段不可避免地加大了高等教育体系内的各种张力,引发了类型结构不合理、资源配置不均衡、内涵式发展不足等现实问题,导致了高等教育质量的滑坡。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工作进行“三位一体”统筹部署,提出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等重要论述,进一步凸显了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地位。在不同的教育层次中,高等教育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和创新第一动力的结合点,可见,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质量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与此同时,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形态正在深刻重塑,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危机意识与质量意识愈发强烈。为更好参与国际对话,开展高水平国际交流与合作,我们势必要积极加入全球高等教育质量提升行动行列,努力探索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道路。

立足上述时代背景与历史方位,优化人才培养结构、创新发展模式、拓展质量维度、推进内涵发展已然成为破解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难题、满足高等教育系统外部环境诉求、提升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以及探索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路径的应有之义。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特色高等教育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其概念话语的生成有自身内在的学理支撑与现实逻辑,但其迈向生动实现必须建立在准确把握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内涵特征的基础上,如此方能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推进提供科学合理的实践准则与建议。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与现实逻辑

高质量发展内蕴“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代表了事物清晰有序的高阶发展状态。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生成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受高等教育自组织系统属性、外部发展环境以及教育发展方式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深厚的学理基础,同时又带有独特的高等教育历史实践规律。可以说,它的生成体现了理论与现实逻辑的辩证统一。

01

理论逻辑

1.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话语生成。高质量发展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首次将其带入国家话语体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了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都要体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将高质量发展系统性延伸至国家发展的方方面面。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任务,并认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意味着高质量发展已进入加速落实阶段。随着“高质量发展”在我国政策话语体系中的纵深演进,其已逐渐成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中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国家、社会发展范式,是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高等教育作为国家、社会的知识中心,国家重大战略调整始终是驱动其改革发展进程的重要动力,也是确定其目标任务和策略路径的主要依据,因此,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无疑是题中应有之义。

2.高等教育系统的自组织特性决定了其必然走向代表清晰有序状态的高质量发展。作为一种自组织,高等教育系统带有开放性、非平衡态、非线性作用、随机涨落以及反馈机制等自组织特征,这使得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遵循着从无序向有序、低序向高序、一种有序向另一种有序发展的阶段性趋势,意味着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结构与要素将会以自主螺旋式状态实现有序化程度的高阶跃升,最终形成能够适应内外部发展环境的良性发展形态。

3.基于高等教育外部关系规律,高等教育受限且服务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需要通过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现与其他社会子系统的耦合并进。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开放的复杂性系统,内嵌于国家结构与社会环境,与政治、经济等社会子系统存在生态平等性、辩证共生性、共和共运性和全面协同性,具有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耦合关系。基于此,为了更好地与国家经济、社会等子系统共同在高质量发展中相互适应、相互促进,进一步在彼此的作用与反作用过程中实现发展水平的螺旋式上升,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高等教育理应选择高质量发展模式。

02

现实逻辑

1.高质量发展是新的历史方位下高等教育发展转型的应然选择。法国著名学者涂尔干(Emile Durkheim)认为,教育的转型始终是社会转型的结果与征候,要从社会转型的角度入手来说明教育的转型。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变迁史,其发展理念呈现从“适应”到“支撑”再到“引领”的升级转型特征,彰显了从数量积累到质量提升的内在规律。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经济基础薄弱,为了尽快培养一批国家建设、社会发展急需的各级各类人才,该阶段高等教育系统以“适应”外部环境诉求为首要任务,进行了以“工科先行”为方向的院系调整,增设了一批行业地方院校以适应当时百废待兴的社会现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跃升,高等教育随之以“支撑”经济高速增长为发展方向,在规模、结构、高校数量以及学生人数等显性指标层面呈现一段时期内的数据繁荣之象。经过规模扩张,高等教育系统为国家、社会积累了较为充足的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我国综合国力得到极大提高,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生转型,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已然具备了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条件与能力。在此背景下,党的二十大又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强调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认为,历史方位是关于整个人类历史和生活转变的广度和深度的观照。立足党的二十大这一新的历史方位,高等教育作为知识社会的中心机构,需要不断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能与新优势,以内涵发展、创新驱动、质量提高为核心引领新时代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2.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已然具备一定的基础与实力。一是具备一定的政策基础。近年来,我国关于高等教育改革方面的政策愈发强调质量提升,如从2012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提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明确指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发展目标”。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不仅表明处于持续变化状态的高等教育需要高质量发展作为引领和支撑,而且为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固的政策基石。

二是具备一定的发展实力。经过多年探索与积累,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一定的历史成就,为其迈向高质量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已达到世界第一,2021年在学总人数突破443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实现新高,迈入普及化阶段;“双一流”建设成效显著,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进入世界第一方阵;全国60%以上的基础研究、80%以上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由高校承担,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能力不断增强;一流本科教育创建初具成效,以“双万计划”为牵引,共认定了8031个国家级、8632个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遴选认定首批3559门国家级一流课程;深化“四新”建设,累计实施1457项新工科项目、设立首批407个新农科实践项目以及1011项新文科项目等,深刻从发展理念、评价标准、培养方式等方面对人才培养范式进行全方位改革;不断调整专业布局结构,新增本科专业布点1.7万个,撤销或停招1万个,进一步增强人才培养与社会发展的契合度。可以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已然积累了丰富的建设成果与经验,具备了走向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与实力。

3.高等教育自身仍面临一些现实问题亟待破解。尽管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初步具备了普及化的一些要点,比如规模大、在学人口数量多等,但高等教育普及化还具有重公平、个性化、多样性和有质量等基本特征。以此为对标,有学者认为我国当前的普及化仅处于初级阶段。目前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存在一系列现实问题尚未解决,比如在层次、学科结构布局上,存在着不平衡与不充分的矛盾,在现实层面凸出表现为人才培养层次和规格与社会市场需求脱节、学科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匹配;在区域布局上,高等教育结构重心“东高西低”、实力“东强西弱”的现象尚未被改善;部分高校盲目追求“规模大、层次高、专业全”,出现诸多专业重复设置和高校同质化发展等问题;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高等教育自主发展能力较为薄弱,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培养不足。可以说,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发展仍然存在一些难点与痛点,需要通过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对其进行修复与完善,以更好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由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迈进。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意涵

01

基础内涵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复合概念,厘清其基础内涵离不开对“质量”与“发展”这两大核心概念的阐释。“质量”在中文字典里有两种解释:表示物体惯性大小的物理量;产品或工作的优劣程度。基于质量的基本概念,高质量就意味着客体属性能够较高程度地满足主体需要。米德格利(James Midgley)认为,“发展”概念带有变化、成长、进步及演变过程的含义。将高质量与发展连用,表达了一种聚焦优质质量的发展观,即能够更好地满足主体不断增长的真实需要的发展范式。

为了多角度、立体化阐释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内涵,本文将从中国特色发展哲学视角对其进行探究,具体从本体论、目的论以及方法论三个维度进行阐发。首先,从本体论来看,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关键点在于发展。因此,在理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本体含义时,我们要有发展观建构的自觉。基于质量与发展的本体含义,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就是一种能够较好地满足高等教育各主体需要或需求的教育发展方式、理念,是新时代高等教育的内生型发展形态。这意味着高等教育在“质”与“量”两个维度上均达到满足主体需求的优质状态,更加凸出质量发展之“高”,聚焦质量向优向强的变化趋势。其次,从目的论来看,在当下国家、社会和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关注焦点在寻求规模扩张、满足入学机会需求等“量”的层面发生转移的现实背景下,如何满足各主体在“质”的层面的需求,已成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因此,基于高等教育的功能定位与当前的外部环境特征和需求,指向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发展观要以人才培养的高质量为核心基点,重视人的发展水平和满足人的多样化教育需求,努力创生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与此同时,高等教育还要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通过最大程度激发高等教育的创新驱动发展原始动能进一步提高服务国家与区域的能力,将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适应度摆在重要位置。最后,从方法论来看,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思路指引,以高质量推进各项基本职能的有效发挥为实践依托,以形成均衡多样的布局结构为抓手,以持续深入推进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建设作为支撑与保障。此外,质量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发展的,高质量更是体现了一种基于持续变化发展的卓越追求。高质量不是一种终结性目标,而是一种理想质量或质量理想,因此,在方法论体系中还必须要形成一种自我持续改进的质量文化思维,以不断推动高等教育朝纵深方向高质量发展。

02

基本特征

正如布鲁贝克(John Seiler Brubacher)所言,高等教育的界限是埋嵌在历史发展中的。在特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要素的作用下,不同时空背景下高等教育有着独特的成长环境,展示出鲜明的历史性特征。立足高等教育系统所处的历史方位,着眼于高等教育发展的价值取向、工具选择以及评价引领等,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呈现目标任务从“数量为先”转向“质量为要”、方式手段从“路径依赖”转向“创新驱动”、评价重点从“内部资源”扩展到“外部贡献”的基本特征。

1.目标任务:从“数量为先”转向“质量为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和社会大众对文化教育消费支付能力的增强,扩大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成为普遍的社会需求。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扩大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政策文件和举措,凸显了高等教育“数量为先”的发展基调。在此基调之下,我国高校数量迅速增加,专业设置日趋多样,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从2012年的30%提高至2021年的57.8%,提高了27.8个百分点,实现了从大众化发展阶段转向普及化发展阶段的历史性跨越,高等教育规模发展与数量积累的阶段性目标任务有效完成。

随着高等教育超常规扩招和发展所积累的问题不断凸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逐步兴起以及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进一步落实,以“数量为先”的目标任务已不适用于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要求,发展更高质量、更加公平、更具个性的高等教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核心要求和必然趋势,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正逐步进入以“质量为要”为新目标任务的历史阶段。“质量为要”不同于“数量为先”的规模扩张与数量激增,其主要任务是激活高等教育内在驱动力,将有质量的发展问题摆在更加凸出位置,着力提升质量与效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国家发展战略对优质高等教育供给、知识创新、技术服务、传统文化和加强国际交流合作的新需求,更加重视激发高等教育的创新驱动发展原始动能,将人的发展水平的提升视为根本任务。

2.方式手段:从“路径依赖”转向“创新驱动”。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带有较为明显的后发型特点,即在一段时期内,通过引进、学习、模仿和借鉴西方高等教育发展经验,规避一些风险与弯路,获得较为快速的成长与壮大。但这种在路径依赖模式下所获得的快速成长带有边际收益递减效应,已无法满足当前国家、社会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期待和要求。从十九届五中全会把“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作为未来发展的首要任务加以部署,到党的二十大继续提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驱动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位置越发显著,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方式、手段的焕新提供了思路。一是党的二十大报告突出强调了“中国式现代化”,昭示着高等教育要从对标、接轨西方转向基于自身主体性形成本土经验,我国将更加重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生成与输出。对高等教育发展而言,实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意味着高等教育要实现从积极融入国际话语体系到将自身发展经验嵌入其中,再到以中国方案引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功能性转换,而这必然需要我国高等教育自身具备良好的自主创新能力。二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以及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更新催生了我国高等教育新形态与新业务,这也将倒逼高等教育进一步思考如何摆脱路径依赖的历史惯性,改革固有发展模式,自主探索创新发展道路,以保证高等教育组织生命周期的循环往复。可见,在上述时代背景下,高等教育势必要走出“舶来”思维的桎梏,坚定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以更好承担新时代赋予高等教育的责任使命。

高等教育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就要面向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现状与当下的现实需求,通过创新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进一步实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的推陈出新。我国近些年已陆续启动了一些创新实践探索,如“双一流”建设、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强基计划、“四新”(新工科、新文科、新医科、新农科)建设等,这些创新性的实践探索打破了我国以往单纯依靠模仿、借鉴他国经验来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的路径依赖模式,进一步凸显了我国高等教育朝向自主探索高质量发展道路的前行趋势,代表了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范式。

3.评价重点:从“内部资源”扩展到“外部贡献”。高等教育评价具有诊断、鉴定、改进、调控和激励等功能,对高等教育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和引领作用。在我国高等教育评价中,长期存在一种高等教育质量评价的“资源观”,其重点评价的是高校的师资队伍、设施设备、论文数量、“帽子”人才等各项静态指标,这导致破除“五唯”后高校很难找到新的反映质量的合适指标。在实践中,遵循该评价理念会产生一种“评价的悖论”,即很多大学在评价的各方面都表现优秀,但实质上可能既没有生产出新知识、培养出创新型人才,也缺乏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能力。进入新发展阶段,高等教育所依托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及社会对高质量高等教育的需求更加迫切,继续遵循质量评价的静态“资源观”将无法有效满足国家、社会等主体提出的新要求与新期待。高等教育作为知识社会的中心机构,在新发展格局下更应该对其职能发挥与使命担当进行动态、多维、综合性评价。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评价观上凸显从“内部资源”扩展到“外部贡献”的基本特征,既是评价思想、评价体系和评价制度上的迭代升级,也是高等教育发展遵循内外部关系规律的具体体现,即坚持动态评价理念,以有效推进社会高质量发展为根本遵循,以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为尺度标杆,强调高校对国家与社会需求的满足程度,进一步凸显教育评价对推动高等教育助力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价值与功能。如我国对科学研究的评价,不应只关注成果数量与刊物等级,还应关注其在经济发展、国计民生及社会治理等现实需求层面的实质贡献;对学科的评价,不应只关注师资力量、物资条件,还应关注学科在高水平人才培养、社会发展等方面的使命担当等。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进路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既是一个目标,又是一个过程,还是对其变革、超越和升级的动态反映。在对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生成逻辑、内涵特征有基本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应深刻把握其实践进路,以进一步助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从政策话语走向生动实践。概括来看,高等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一是应从方向指引入手,更新高等教育发展基本理念,澄明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取向;二是应深刻把握国家、社会发展新动态,坚持以需求牵引供给,深化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高等教育社会效益;三是要积极用好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持续扩大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力度与广度,进一步构建起高等教育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体系;四是要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结构,努力构建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布局结构、特色分类发展的层次布局结构以及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学科布局结构,塑造多样化高等教育体系;五是要落实好各项支撑与保障举措,从资源供给、政策支持、制度创新以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保证高等教育系统高质量运行。

01

更新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基本理念,

澄明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取向

认识是实践的先导,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作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发展范式,需要全新的高等教育发展理念予以支撑与指导。因此,推进高等教育走向高质量发展的第一步是转变对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认知,更新高等教育发展基本理念。具体而言,一是要转变以往一味引进、模仿与跟跑的发展思维,坚持以本土化、特色化作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原则,扎根中国高等教育实际经验,形成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体系。二是新发展理念是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具有较强的战略性、纲领性与引领性,因此要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渗透进高等教育发展的全要素与全过程。三是要破除“清一色”与“一刀切”的单一思维,以多元化、多层次的发展理念丰富高等教育发展形态与业态,通过满足多样化、差异化及细分化的外部市场需求,挖掘高等教育系统的内在发展动力与潜力,巩固高等教育系统在新发展格局中的战略地位。四是要淡化重点建设思路,树立合作与联动发展理念,进一步通过制度化与法治化手段消除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条块分割和身份固化状态,为高校间的合作共赢提供良好政策指引与支持。另外,我国高等教育还要充分考量当今世界信息化、智能化发展趋势,重点将互联化、数字化与智慧化的新兴理念引入高等教育发展实践,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和手段进一步突破时间、空间、媒介等对高等教育发展的禁锢,助推高等教育决策科学化、治理精细化与教学个性化,打造全新的高等教育生态系统。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我们对高等教育质量观的重新审视。从精英化阶段到大众化阶段,再到如今的普及化阶段,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价值取向呈现工具理性逐渐凸显、价值理性日益式微的趋势。诚然,如今的高校已不再是中世纪的“象牙塔”,其作为知识社会的中心,承担着满足国家发展及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重任,但正如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所指出的:“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断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基于此,当下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质量观要在外在工具理性与内在价值理性之间寻求平衡和张力。具体而言,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应以坚守大学理性、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以及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前提,最大限度满足各利益相关者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02

坚持以需求牵引供给,

深化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供给体系。当前,我国经济产业结构正发生深刻转型与调整,国家及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等职能提出了新需求。高等教育系统亟须坚持以需求牵引供给,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新的外部需求予以积极回应。这既是高等教育服务国家社会发展新需求的主要抓手,又是高等教育功能提升的重要路径。

高质量人才供给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高等教育系统与经济社会系统开展良好互动的重要基础。提升高等教育人才供给与社会需求的契合度依赖于我们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规格进行统筹规划与设计,使其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基于此,高等教育系统一是要面向关键核心技术、前沿共性科学问题以及重大社会现实问题,通过存量适当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等方式进一步对人才培养方向、模式、路径等作出更新与调整。二是要集聚社会资源,进一步吸引行业企业全方位参与人才培养,通过构建有效协同育人机制提高人才培养的适切性。三是要关注“人的再生产”贡献,不是仅输出具有学历和学位的“符号性”的人,而是输出真正具有解决复杂问题能力与创新精神的高层次人才。四是要坚持走国际化与中国特色相结合的道路,充分融合全球人才培养最新趋势和当下中国国情所需,为助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培养兼具国际视野与中国情怀的高质量人才。

高质量科研供给需要高等教育在科学研究层面以解决重大科技问题、聚焦重大现实问题为核心要义,在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基于此,高校要持续加强基础学科建设,不断培育新兴交叉学科,促进学科交叉与融合;超前布局前沿科学中心,在若干重点领域建设一批有基础、有潜力、研究方向明确的高水平创新团队,提升重点领域科技创新能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和培养具有发展潜力的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加快构建集聚国内外优秀人才的科研创新高地;以科研评价制度改革为突破口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实行与不同类型科研活动规律相适应的跟踪和分类评价制度。

高质量服务供给需要高等教育与国家及经济社会发展保持同频共振。一方面,高等教育要与国家经济带、城市带、产业链的布局紧密结合,不断寻找与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融合共生的新动能,建立起产学研协同发展体系,进一步提升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度、支撑性和引领力。另一方面,高等教育需要始终紧跟国家各项方针政策步伐,如乡村振兴重大战略等,进一步在国家重大发展问题上承担起高等教育的社会使命与责任。此外,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服务供给对象也应当拓展至全球公共事务领域。这意味着我国高校要在全球安全、健康、环境、自然资源、贫困等带有区域性和全球性意义的领域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03

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结构,

构建多样化高等教育体系

高等教育办学结构涵盖空间布局结构、层次布局结构以及学科布局结构等多重维度。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旨在构建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布局结构、特色分类发展的层次布局结构以及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学科布局结构。

第一,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是区域布局结构合理,因此,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首先要构建区域协调发展的高等教育空间布局结构。优化高等教育区域布局结构需要着力调整以省级行政区域为单位的高等教育资源分配格局,完善在更大区域内统筹优化配置高等教育资源的机制。在关注东部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同时,我国还要促进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规模与质量的协调发展,加快形成点线面结合、东中西呼应的教育发展空间格局,进一步引导区域之间高等教育的集群发展与有机融合,补齐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短板,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竞争力。

第二,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征是多样化,因此,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构建特色分类发展的高等教育层次布局结构。我国要加快研究制定高等学校分类设置标准和分类评价标准,并依据国家需求、高校发展特色及水平探索高等教育分类支持、分类管理改革,进一步引导各类高校科学定位、特色发展,在不同领域、不同方向上争创一流。需要注意的是,多样化高等教育体系仅靠政府的人为设计无法持续,其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一种经自然选择后的理性产物。具体而言,高校通过相互竞争与合作能够明晰自身的特色、优势与不足,这有助于高校进一步自主选择自身发展定位,进而形成一种错落有致的布局结构。与依赖于国家政策刺激和导向不同的是,这种经自主选择后的发展定位具有较强的内生力量,其扎根于各高校对自身的理性认识之上,更容易受到高校的本体认同。基于此,政府要着力通过政策设计与支持,努力打造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分工合作、有效竞争的良性格局,进一步助推多样化高等教育体系的自我生长。

第三,高等教育的基本组成单元是学校内部的各个学科,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以学科的高质量发展作支撑。为此,我国一是要做好学科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加强资源供给、政策配套以及战略方向引导,通过助强扶特补弱与群落建设,打造学科发展的良好生态系统。二是要着眼国家现实需求与长远目标,进一步打破现有学科专业壁垒,深入推进学科专业调整,研究制订国家重点支持的学科专业清单,确保学科专业自身发展的“小逻辑”服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逻辑”。三是要立足社会、经济与自然环境需求,一方面超前布局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学科建设新方向,促进学科交叉与融合,培育一批新的学科增长点;另一方面对高新科技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管理类、传统人文类等学科给予重点关注与支持。

04

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是高等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方式。因此,我国要充分用好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持续扩大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力度与广度,进一步构建起高等教育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体系。

首先,高校要加强人才培养的国际双向交流。高校要保持开放的眼光和姿态,进一步主动打开学校边界、学科边界、知识边界,探索建立与世界一流高校、顶尖科研机构双向交流的留学支持机制,并进一步扩大目标国别和学生规模,加快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高层次国际化人才。同时,高校要加强优势领域的“长板”建设,以高水平经济圈,如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为牵引,打造具有竞争力与影响力的高等教育对外开放高地,努力建设好“留学中国”品牌,将我国建成全球主要留学中心和世界杰出青年向往的留学目的地,实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其次,高校要提升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合作水平。高质量国际交流与合作体系是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不断深化的强有力支撑。为此,一是要构建面向全球的全方位高等教育战略合作关系,就关键领域的先进技术加快与发达国家进行深度合作,强化我国高校嵌入“一带一路”倡议的主体意识,积极探索如“一带一路”高校战略联盟等形式的教育合作新方案。二是要加快推进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合作中的标准互通、学分互认以及学位互授联授,进一步消除学生国际流动障碍。三是积极推动我国高校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开展项目交流与合作,完善中外人文交流相关制度,形成以平等对话、兼容并包、和而不同为核心的高等教育平等互利合作交流平台。

高质量对外开放还需要我国积极参与全球高等教育治理。具体而言,我国要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国际规则的制定,积极传播与共享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治理经验与智慧,在国际实质等效认证、质量保障与评价等方面贡献高等教育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同时,我国要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帮扶与支持力度,进一步为其提供师资队伍培训、教学设施设备、教学规范制定等援助。

05

落实必要支撑与保障,加强资源供给、

政策支持、制度创新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首先,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充足的资源供给作为物质基础,这离不开政府、社会及高校自身的共同发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依赖以国家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经费投入,特别是基于政府财力的财政性经费投入。因此,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政府要继续加大高等教育投入,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同时,社会要建立健全以结果为导向的教育经费投入激励机制体系,通过约束、引导与协同机制形成多主体参与经费保障的合力。另外,高校自身也要通过提升科研成果转化率,积极盘活有限内部资源,努力寻求企业、社会组织捐赠等一系列手段,进一步增强自身的经营意识与自主筹资能力。

其次,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必要的政策支持与制度创新。一是针对国家发展战略重点对高等教育的急需领域,政府要出台相应配套政策予以支持。如针对国家急需基础学科研究成果与人才,教育部已经批准在60所高校设立199个“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全面实施强基计划。未来类似的政策举措需要持续供给,以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从事基础研究工作。二是创设有利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各种制度环境,进一步保障高等教育组织内部各要素的高质量发展。具体而言,一方面,我国要聚焦高等教育立法层面的短板,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各项法律法规建设进程,通过法制化制度规约,有效发挥其在高等教育内部运转过程中的规制作用,进而为高等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必要且充分的保障。另一方面,我国要构建科学有效的评价制度,进一步将高等教育注意力转向人的发展以及在发展过程中与经济社会保持有效互动上。同时,我国要对评价结果的呈现方式作出相应创新,在原有结果描述与判断的基础上对评价结果进行深层次分析,展现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与评价结果之间的逻辑关联,真正实现以评促改、以评促建。

最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依托现代化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一是全面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着力加强领导班子能力建设,持续完善高校内部治理框架,加快提高组织队伍的专业化能力与水平。二是以高校专业院系和职能部门为依托,进一步形成以学术委员会、教代会、理事会等为支撑的现代大学组织架构,完善“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内部治理体系。三是继续完善依法办学、自主管理、社会参与、多方监督的外部治理体系,进一步理顺政府、学校及社会的职责与权限,加快转变政府指令性行政角色,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逐步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充分释放高校办学活力。尤其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层面,我国要继续落实好“两级管理,以省为主”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鼓励各地立足“四个面向”凝练高等教育发展优势和特色,加强对高校多样化发展的分类指导和分类管理。四是将共治、善治的治理理念与现代化的数字信息技术深度交融,进一步实现治理价值与工具价值的统一,提升高等教育发展动态监测能力,升级高等教育科学决策服务系统,以支撑科学决策、服务精准施策,在实现治理目标的同时提升治理效率。五是具备战略规划意识,提升高等教育系统预知风险、识别风险以及管理风险的能力,努力实现高等教育治理的先见性、预控性与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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